5．五大后“都跟著鮑羅廷的路線跑了”

李立三在他的《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國大革命的教訓》一文中指出：

五次大會后的新中央，集合了黨內各種不同意見的代表，但是舊的機會主義派，仍然是居于領導的地位，所謂反機會主義的分子，既然是十分軟弱，且不久都跟著鮑羅廷的路線跑了，就是五次大會前反機會主義最堅決的秋白同志也是一樣。

武漢國民政府進行的二期北伐本來在河南取得了勝利，但由于馮玉祥政治態(tài)度右轉，受蔣介石拉攏，在武漢和南京之間搞妥協(xié)、調和，因此，進入5月中旬以后，武漢革命形勢日益危急。但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領導人卻日益追隨鮑羅廷的妥協(xié)讓步路線。5月28日，羅易向莫斯科寄出長篇書面報告。他對鮑羅廷完全控制了中共中央表示不滿。他寫道：鮑羅廷

對共產黨影響最大，因為他是莫斯科的代表，對同莫斯科的聯(lián)系手段擁有壟斷權。共產黨人經(jīng)常在正式會議上駁斥他的觀點，但最終他總是能把他們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5月18日至30日，共產國際執(zhí)委會在莫斯科召開了第八次全會。會議通過了《關于中國問題的決議》。會議結束后，聯(lián)共（布）中央政治局于5月30日給鮑羅廷、羅易、柳克斯（蘇聯(lián)駐漢口總領事普利切）三人發(fā)了一封內容激進的電報，通常被人們稱為莫斯科“五月緊急指示” （電報6月1日到達武漢，又稱“六一指示”）。其要點是在通過武漢國民政府，沒收地主土地，實行土地革命；通過吸收新的工農領導人，改組國民黨中央黨部；武裝黨員群眾，組建七萬革命軍隊；組織革命軍事法庭，懲辦反動軍官。6月3日聯(lián)共（布）中央政治局又給鮑羅廷、羅易和中共中央發(fā)來4條補充指示，6月6日，聯(lián)共（布）中央政治局再次電示鮑羅廷和陳獨秀，指出：“阻止進行土地革命是犯罪行為，并會導致革命的毀滅。”

在接連收到莫斯科三封電報之后,6月7日，中共中央領導人以及鮑羅廷、羅易等召開聯(lián)席會議，專門討論“緊急指示”和補充指示。但是討論結果是：衷心贊同指示，但未必能夠貫徹執(zhí)行。

中共中央對五月緊急指示的消極態(tài)度同指示本身存在著自相矛盾有關。莫斯科既要求武裝工農、開展土地革命、改組國民黨中央，又要求這些都應在國共合作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內、在國民黨領導下進行。這就使共產國際代表和中共中央陷于兩難的困境：要拉住已經(jīng)日益右轉的汪精衛(wèi)集團，通過他們領導的武漢政府來進行土地革命、武裝工農，顯然難以做到；而要撇開武漢政府獨立開展土地革命，組建革命武裝，又必然會使已瀕臨解體的國共統(tǒng)一戰(zhàn)線立即破裂。同時，在當時情況下，中共是否有力量改變國民黨最高領導層的人員結構？是否有能力組織軍事法庭來審判夏斗寅、許克祥等反動軍官？是否有足夠的武器把勇敢奮斗的工農群眾武裝起來？這些都是在短時期內不可能實現(xiàn)的事情。

由于“五月緊急指示”脫離了當時的實際，所以中共中央大多數(shù)領導人，還有鮑羅廷等都認為難以執(zhí)行。羅易雖然口頭上強調應該執(zhí)行，但實際上也提不出任何有實際意義的主意。

6月15日，根據(jù)政治局會議的討論情況，瞿秋白起草了給共產國際的電報，陳獨秀簽發(fā)。電報指出：

你們的指示是正確而重要的，我們表示完全同意；中國共產黨設法要建立民主專政，但在短時期內不可能實現(xiàn)。用改組的辦法驅逐汪精衛(wèi)尤其困難。當我們還不能實現(xiàn)這些任務的時候，必須與國民黨和國民革命軍將領保持良好關系。我們必須吸引住他們的左翼領導人，并達成一個共同的政綱。如果我們同他們分裂，要建立我們自己的軍事力量將是很困難，甚至是不可能的。沒收大地主和反革命分子土地政策沒有廢止，也沒有禁止農民自己起來沒收土地。我們的迫切任務是要糾正“過火”行為，然后沒收土地，并揭露言過其實的反動宣傳，以中止軍官和國民黨左派間引起的恐慌，從而克服農民運動道路上的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