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對袁世凱專制統(tǒng)治的抨擊

1914年3月，張東蓀在《正誼》上發(fā)表《中國共和制度之最后裁判》，對袁世凱假共和之名、行專制之實的做法進行了揭露和批評。他認為，共和實為善良的政體，其善良處在于：國民之文化進步而有自覺心，國民之能力得以自然發(fā)展，國民之各種利益得以調和。他尖銳地指出：“共和之弊不在共和而在共和有真?zhèn)沃卸?。真共和則絕無弊之可言，偽共和其弊固有勝于專制者也。”中國共和的前途決定于是搞真共和還是搞假共和。民智較低，固然易于導致偽共和，但依人類進化的原理，只有提倡教育開發(fā)民智，消除偽共和而進于真共和，絕不能由偽共和倒退到專制。

1914年5月，他創(chuàng)辦《中華雜志》后，便對袁世凱的反動統(tǒng)治進行了抨擊。與丁佛言不同，張東蓀對袁世凱較少稱頌，其批評言論之激烈，在當時是很突出的。有人說“深度要算丁佛言，激烈當數張東蓀?！边@是合乎歷史事實的。張東蓀著力于縮小與限制袁世凱政府的權利。他認為在中央應采用內閣制，縮小和剝奪總統(tǒng)實權；在地方應實行合乎聯邦精神的地方制。為此，他于6月便發(fā)表了《地方制之終極觀》，率先主張采取聯邦制精神，實行地方自治制度。面對袁世凱利用國民黨與進步黨矛盾破壞共和、加強專制統(tǒng)治的企圖，張東蓀呼吁人們消除政爭，停止攻詰，進行自懺，相互寬容，免被野心家利用，并與破壞共和的野心家和官僚進行斗爭。為此，他先后發(fā)表了《泣血之言》、《自懺》和《匿敵與第三者之責任》，從自己做起，以期消除政爭。

對于袁世凱統(tǒng)治下的官僚腐敗等，張東蓀站在民主共和的立場上，發(fā)表了一系列文章，進行猛烈揭露和抨擊。

1915年初，張東蓀通過民國建立四年來政治上的經驗和教訓，對于中國的政情有了新的認識，認識到野心家和官僚是危害民國政治進步的最大障礙。他抨擊野心家袁世凱及其官僚、政客的反動統(tǒng)治，指出“野心家之存在，決非國家社會之福。國有一人，其國必無幸，其民必多災。何以言之？野心家與專制不能須臾離者也。國有野心家，必恢復專制。專制之禍，甚于洪水猛獸?！彼J為就是“官僚政治”。官僚政治是“萬惡之源”，是“野心家發(fā)生之基礎”也是“制造專制之根由也。”野心家正是利用官僚政治而推行專制統(tǒng)治的?！坝诠倭耪沃?，無不產野心家者，既有野心家以利用其間，無不立變?yōu)閷Ｖ普?。”野心家一人“其所以能壓民害國者，半由其下官僚之力。而官僚又非求有如是之一人，不足達其素愿。于是斂財慮民，作威作福?！薄肮倭排c所謂野心家及專制者，實有不可須臾離之勢也?！彼?，野心家與官僚，“殆如食血之蟲，身有此蟲，必瘠瘦以死，國家有之，未獲不亡。”由此，張東蓀主張：“一、中國安身立命之道，在盡力充量以防遏野心家，茍不能使之皆歸消滅亦必削其大權，迫入正軌。二、中國安身立命之道同時亦在盡力充量排斥官僚而不用，務使官治之范圍愈小，民治之范圍愈張，民有督視官僚之道。”

在《行政與政治》一文中，張東蓀對袁世凱統(tǒng)治下的官僚政治進行了更猛烈抨擊。他認為，近辛亥以來政局所以發(fā)展到不堪回首的地步，就在于官僚政治在作惡。他說：“吾則以為其盤根錯節(jié)之處，惟可歸罪于官僚政治?！薄白哉币?，政黨朋興，顧各政黨復不能獨立發(fā)展，欲求其勢力之伸張也，必借重于官僚，于是各政黨又皆自殺以去矣。凡此皆足證吾國之社會，官僚政治之社會也；吾國之國家，官僚政治之國家也。今日之一切黑暗，一切腐敗，政府之妄為，人民之苦痛，皆自此推演而成。謂今日政府之所為，全建筑于此基礎之上，殆無不可。”提出了必須“撲滅官僚政治”的主張：人民自治、以議代政；代表主義，輿論等民意機關；立法、司法來拘束行政而驅入正軌。即“惟在取惟民主義之政治”。“一方以人民自親政事，是為自治；一方復取代表主義之精神，為之監(jiān)督。有健全之輿論，以導于前；有充實之司法以救于后，民志既宣，民權亦固；有競爭而不相殘，有調劑而無虞詐；凡為一事，避能充情盡量，使社會得其福，國家蒙其利?！比绱?，方能產生“良行政”。

（三）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

袁世凱在解散國會，頒布《中華民國約法》，破壞了民主共和政體后，中華民國實際上已經名存實亡了。但袁世凱在取得無上大權后，卻走得更遠，開始了復辟帝制的罪惡活動。至此，袁世凱假共和、真帝制的反動面目暴露無遺。因此也激起了一度擁袁的進步黨人的強烈反對。堅持共和立場、對袁世凱政府猛烈抨擊和揭露的張東蓀，此時也投入了倒袁的時代洪流中。

1914年12月15日，張東蓀在《正誼》上發(fā)表《復辟論之評判》。他公開聲明：“不佞反對復辟之一人，夫不佞反對復辟固也，特不佞之確信大異于一班之反對復辟論者?！彼岢鋈c供人們商榷：“一、心術與事實不可混同，二、國體與政體不可混同，三、人的罪惡與法的罪惡不可混同?！彼J為，“主張復辟者，其心不可問，吾民當相率以排斥之”；若主張共和是由于“茍安往卻”，對于腐敗現狀“不求改良之策”維持現狀者，“吾愛國之同胞亦必起而誅之”。國體與政體不同，國體指君主國與民主國，政體為立憲與專制，“存亡強弱之機，不在君主民主，而在立憲專制?！薄罢c人民隔絕則國必弱，政府與人民親接，則國始強，特此接近與隔絕不在國體而在政體?！奔础傲椗c人民接近，專制與人民隔絕。與民親，則以民意為政，而民無怨焉；與民遠，則以獨裁為政，而眾心叛矣?！彼麑χ鲝埫裰魅f能者與復辟帝制者各打五十大板：“主張民主為盲目之動作，而主張君主尤為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也?！闭J為“政府有限制與否，此即立憲與專制相區(qū)分之唯一標準也”，他指出，“專制者，私有國家之謂也，立憲者，公有國家之謂也?！庇纱?，他說“吾故敢大言曰:主張復辟者，即主張滅亡中國也；而維持現狀的擁護共和者，亦主張滅亡中國者也?！彼J為，“無論任何善良之法制，茍無潔白無私之人以運用之，其效必終不可睹也。”雖有良法，而人惡，兩良法也無效，“今日政治腐敗之原因，未嘗不在法，而在人尤居大部分?！彼g斥了那種認為斤斤于惡政來源于法制不善的論調，指出，“主張復辟者，贊成君主制者也，以今日之中央權力言，又何嘗不若君主制；各省之巡按，猶前清之督撫，各道之道尹，猶前清之知府，縣知事，亦猶知縣也。中央之總次長，猶前清之尚侍，儉事參事，亦猶郎中主事等也。夫既等于前清矣，又何為而改為君主制耶？”正因如此，他的結論是：“不佞極端反對復辟者也，然對于今之維持現狀的共和論者，亦不敢自墮人格，以為附和。”

1915年夏，《時事新報》載袁世凱致馮國璋專電，中謂“外間遂疑我欲回復帝制，究之，總統(tǒng)制實行又與帝制何異？”張東蓀看后頗感刺激，認為袁世凱假共和之名而行帝制之實，是對真正擁護共和者的莫大侮辱，乃作《名實與帝制》，對袁世凱假“共和”、真“帝制”的實質進行了無情揭露。他自白道：“吾平生所最深惡而痛絕者，莫過于惡質而居美名，則其惡為名所掩，而常人不之見，乃為其所欺矣?！苯袢罩袊墓埠停彩侨绱?。他說：“自改變以來，共和之實質久已亡去，所存者‘共和’二字之空名耳。夫吾人何為辛亥之革命乎，必將曰反對帝制而已，愿今日乃竟行帝制之實，又曷為不反對乎。吾知必曰因共和二字未去耳，此朝三暮四之術也。朝三暮四眾狙皆怒，朝四暮三眾狙皆喜，名實未戲而喜怒為用，夫外揭共和之空名，而陰行帝政之實際，則又何異居帝王之名，以行獨裁政治也。故吾以為質惡者宜用惡名，然后其惡始彰，不致為美名所遮巧避人之耳目，彼若以帝制揭出，不啻告人以前所行全為陰險與專制。三年以來，久為帝政天下之人，遂得而共見淺識之士，亦有所悟吾又安得不用其贊成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