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載15 周作人：并非一只沉默的“羔羊”

【人物索引】

周作人（1885～1967）現(xiàn)代散文家，詩人，文學翻譯家。原名柵壽，字星杓，后改名奎緩，自號起孟、啟明（又作豈明）、知堂等，筆名仲密、藥堂、周遐壽等。浙江紹興人，魯迅的二弟。1901年入南京江南水師學堂。1906年東渡日本留學。1911年回國后在紹興任中學英文教員。1917年任北京大學文科教授。五四時期任新潮社主任編輯，參加《新青年》的編輯工作，參與發(fā)起成立文學研究會，發(fā)表了《人的文學》《平民文學》《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論文章，并從事散文、新詩創(chuàng)作及譯介外國文學作品。

一度淪為“自由人”

1928、1929這兩年間，對周作人來說，是其寫作欲望甚為低落的時期。據(jù)他自述，近來大懶散，久不寫文字，下筆板滯，甚不自滿意，以至“1929年幾乎全不把筆”，而他的“苦雨齋便也蕭寂得如同古寺一般”。然而，正是在此期間，北方學界面對南、北政權(quán)更迭，以至圍繞北平大學區(qū)的設置引發(fā)一波又一波風潮，紛紜擾攘，久難平息，可謂多事之秋。周作人親歷其事，在與好友江紹原的私札往來中多有議論，其中涉及對所謂北大五四新文化傳統(tǒng)的不予認同、人事變遷的取舍態(tài)度以及郁結(jié)于胸的學界派別意識等等。由此可以窺知“改朝換代”之際周作人這類知識分子的微妙處境和彷徨心態(tài)。

1927年夏，奉系勢力入據(jù)北京，強行合組國立九校為“京師大學?！?，致使北京大學在名義上一度不復存在。珍視北大傳統(tǒng)的人們扼腕痛惜，但曾經(jīng)為“五四健將”的周作人卻另有所見：合并國立各校，“我雖未必贊成，覺得這樣辦亦無妨，因我也覺得北大或其他各大學之毀壞殊不甚足惜”。在他看來，北大的光榮傳統(tǒng)乃屬子虛烏有，該校近10年來所從事的幼稚的新文化運動實無功罪可言，胡適諸人高自標榜為中國的文藝復興，“殊屬過獎”，不足置信。此語出自曾經(jīng)參與新文化運動且與北大關(guān)系非淺的周作人，不免令人感到困惑，然而在他卻是并非沖動的“冷靜之言”。秉此認知，周作人其后在北平大學區(qū)風潮中與堅持護校的北大學生的立場大相徑庭。不過，可能是為了“少幾點鐘的功課”，周作人未曾接受“京師大學校”發(fā)來的聘書，一度淪為“自由人”，而這恰恰成為他后來蔑視“前恭后倨”的護校學生們的一種心理優(yōu)勢。

一年之后，國民黨的北伐軍進入北京，奉系勢力退往關(guān)外。原北大師生謀求復校，恢復校名?？墒请S著北京易名為北平，加之教育行政高層意見不一，“京師大學?！备姆Q“中華大學”，合校體制未作任何變動，北大復校的努力遭受頓挫。出任中華大學校長者為李石曾，此人一向與“現(xiàn)代評論派”不睦，當年為反對教育總長章士釗而力主北大脫離教育部，與周氏兄弟屬于同一營壘。顯然，周作人對李石曾北來出掌校政心存期待：“聞李石公明日可抵上?！胫腥A大學可以漸漸組織起來，惟現(xiàn)代派諸君子似因此有點灰心，無再來北平重整旗鼓之勢?！?/p>

此時的周作人，面對“改朝換代”之際朋友們多已高升，而自身仍為“布衣”的處境竟也處之泰然，所想乃是“回歸”大學實現(xiàn)組建“日本文學系”的夢想；同時又能夠避開筆戰(zhàn)雖過而余怨未消的現(xiàn)代評論派“正人君子們”。稍后他又聞知李石曾校長籌得經(jīng)費50萬，寒假前可無短絀之虞，便愈加露出謹慎的樂觀。

然而，李石曾無視教育界的反對意見，執(zhí)意在北方推行大學區(qū)制，改中華大學為“北平大學”，進而涵蓋平、津、冀、熱（河）四省市，設立北平大學區(qū)。當1928年冬他北上實施這一宏大計劃時，卻遭到原北大學生的武力抵制，引發(fā)一場震動學界的大風潮。

周作人對學生的舉動十分反感，頗有譏議：“北平大學在籌備開門，惟北大學生尚在反對改組，此輩劉哲時代的順民到此刻忽然扛出‘北大光榮’的牌子來要保存整個的北大，未免可笑?！碑攲W生武力護校與強行接收的大學區(qū)當局發(fā)生沖突，進而沖擊李石曾住宅后，周氏更加痛責學生：“此輩以重打趙家樓自豪，其實乃五四精神之敗類，北大前途因此未可樂觀?！?/p>

其實，不論是奉系合并各校，還是李石曾設置北平大學區(qū)，在管理體制上，均非忽發(fā)奇想。從民國初年始，即有大學區(qū)的劃分，袁世凱時期制定《教育綱要》，擬分全國為四個大學區(qū)，湯化龍任教育總長后，增至六個，范源濂任教育總長時，將全國分為七個大學區(qū)，如第一大學區(qū)為直、魯、豫三省，分科大學設在北京。當然此類分區(qū)僅限于籌議，遠未全面實施。不過，1922年間，蔡元培、胡適等曾議及“第一大學區(qū)（北京）國立各校合并”事宜?？芍囆写髮W區(qū)制亦非毫無基礎。那么，李石曾何以遭遇如此激烈的反對？這顯然與人事糾葛有關(guān)。

“反李擁蔡”風潮

在此次風潮最激烈之時，周作人曾有一番議論：“反李（石曾）而擁蔡（元培），不知政治上蔡、李本是一派，北平大學辦法亦系蔡在任所時所定，蔡固系五四之首魁，但現(xiàn)在又已提議停止青年運動，不知何以如此為學生所看中也？聞北大護校一派人對于所謂語絲派、猛進派均欲打倒，惟現(xiàn)代派可以擁護，此雖亦是流言，或不無幾分真實?！?/p>

由此看來，人事因素構(gòu)成此次風潮的主因。有一種較為通行的說法，三十年代的教育界，蔡元培的“北大系”和李石曾的“中法系”并立，不時摩擦，此消彼長，而發(fā)端即始自北平大學區(qū)設置前后。實則蔡、李二人在思想、政治、教育諸方面頗多一致或相近，曾長期合作，私誼可稱洽契。不過，南京國民政府時期二人身后隱然各存一文人圈，雖大小不同，且時相交迭，然或因意見相左，或由利害所關(guān)，齟齬摩擦，蔡、李于此亦難全然置身事外。試行大學區(qū)制，本是蔡、李力主所致，然涉及北方教育權(quán)，二人又各有主張，難以協(xié)調(diào)。李石曾得到南京政府中樞護持，雄心萬丈，志在必得，而蔡元培居于少數(shù)，退處下風。可是李氏在教育界不甚孚人望，用人偏重留法一派，示人以不廣，胡適對李即一向不大看重，其日記稱：“十年以來，無有一次看得起此人的。”

如此種種，當北大師生探知教育行政高層對設立北平大學區(qū)存在分歧（蔡主張慎重），出現(xiàn)“反李擁蔡”的風嘲也就在“情理”之中了。顯然，包括李石曾在內(nèi)的“南京諸公”對蔡元培在北大的精神影響力估計不足。豈止“南京諸公”，身處北方學界的周作人對“北大師生至今尚迷信蔡公”同樣困惑不解，連連稱奇：“惟反李而不反蔡乃一奇，或者蔡公更善于做官可用為說明。”在此，周氏對蔡施以貶意已顯而易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