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極權主義政治制度到政治多元化

西方某些政治評論家跟在俄羅斯激進派后面（成為激進派的往往是那些在蘇聯(lián)由于戈爾巴喬夫而不再追究持不同政見者之前一直是順從的國教徒的蘇聯(lián)公民）批評戈爾巴喬夫，指責其主政時期蘇聯(lián)政治改革進展緩慢。實際上當時的變化特別快，尤其是在1987年和1990年之間。至于東歐各國政權的更迭就更不用說了，它發(fā)生得還要快——1989年就發(fā)生了，不過這沒有什么可奇怪的。存在于中歐和東歐國家的共產主義制度架構消失得非?？?，因為那里大多數(shù)居民都認為這些制度架構是從外部強加給他們的，它們只能暫時得以維持，直到蘇聯(lián)領導人不再愿意使用軍隊這一最后的手段來保護不受歡迎的制度和不受歡迎的領袖為止。但對有著革命前專制傳統(tǒng)和70年共產主義制度實踐的俄國來說，實現(xiàn)從極端極權主義政治制度向政治多元化和三年來的種種選擇的轉變意味著完成一次極其迅猛的突破。

盡管20世紀80年代中期要求改變的重要因素很多，但對蘇聯(lián)制度改造之所以恰恰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實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主觀因素決定的，1985年3月戈爾巴喬夫成為蘇共中央總書記，政治局其他委員的觀點如今已經通過當時的文件以及大量的回憶錄廣為人知，他們當中沒有一個人實行過哪怕與戈爾巴喬夫的政策稍稍相似的政策，戈爾巴喬夫自己的觀點也發(fā)生了迅速的變化，這表明他熱衷于改革和樂于接受新思想，說得客氣一點，這可不是政治局這一層次的人所具有的特點，對新思想的這種開放性是至關重要的，蘇聯(lián)任何一位領導人（而實際的選擇也非常少）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像戈爾巴喬夫那樣取消對關于“多元化”的溢美之詞的禁忌［11］，而只會使用他所控制的大量杠桿——從書報檢查制度和黨的紀律到動用強力部門——來制止激進的改變［12］。

戈爾巴喬夫在1988年夏季召開的蘇共第十九次代表會議上作出的一些重要決定直到1989年才變?yōu)檎维F(xiàn)實，其中最根本的改變是對擁有實權的立法權力機關（1989年最高蘇維埃竟然否決了雷日科夫所提部長人選的13%）［13］實行差額選舉?！案母铩币辉~并不能十分恰當?shù)亟缍▽μK聯(lián)制度實行改造的意義。戈爾巴喬夫把第十九次黨代表會議看做轉折點是對的，按照他的說法，他在代表會議上的主要報告的目的實際上是要“和平、穩(wěn)妥地從一種政治制度向另一種政治制度轉變”（黑體是我用的。——作者注）［14］。改造已超出取消限制的范圍——民主化開始了，然而民主化是一個過程，它不等于已經形成的民主。盡管無論在戈爾巴喬夫執(zhí)政時期，還是在其后俄羅斯繼承人執(zhí)政時期，制度都不是完全意義上的民主制度，但它畢竟已成為一種政治上多元的、同共產主義制度有本質區(qū)別的制度。

應當指出的是，有利于把多元化原則引入蘇聯(lián)政治制度的主要決定是在鮑里斯·葉利欽在政治進程中尚未起任何作用的時候作出的，1988年夏季十九次黨代會支持導致多元化決定時（順便說一下，當時很多代表是在非常不情愿的情況下投贊成票的），葉利欽雖然在形式上還是蘇共中央委員，但他的意見在黨內已經無足輕重，他在那場以通過了向代表會議提交的一些十分激進的文件而告終的爭論中未起任何作用，但是新的多元化原則使他受益匪淺，而且在一段時間里他還使這些原則補充了很多內容，在1989年的選舉中，葉利欽取得了無可爭議的勝利，成為新的立法機構中來自整個莫斯科選區(qū)的代表，這本身就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標志。不過，正如當時的美國駐莫斯科大使杰克·馬特洛克所說，“更令我吃驚的不是葉利欽取得勝利，而是選票的統(tǒng)計真實可靠”（黑體是馬特洛克用的）［15］。

雖然蘇聯(lián)制度中多元化的確立是一個歷史性的突破，但也應當指出，無論在蘇聯(lián)，還是在后蘇聯(lián)的俄羅斯，完全的民主化都沒有實現(xiàn)。如果我們不再解釋事實，而是作出一種假設——“這本來可以發(fā)生，實際上卻沒有發(fā)生”，就有理由這樣來推測（不過，當然沒有充分的說服力）：要是在兩個具體情況下戈爾巴喬夫采取另一種立場的話，國內就可能產生更加有生命力的民主和更加有效的民主制度架構。第一個致命的錯誤決定是1990年3月通過最高蘇維埃投票、而不是通過直接全民選舉來推選蘇聯(lián)總統(tǒng)的決定。如果作出在1990年春季進行直接選舉（不僅僅是所說的未來的總統(tǒng)選舉）的決定的話，那么從把大多數(shù)共和國留在革新后的自愿聯(lián)盟中的角度來看，這會是一個更加重要的決定（下面將詳細談到這一點）。

第二個決定是戈爾巴喬夫關于共產黨暫緩公開分裂的決定，從建立可以鞏固聯(lián)盟的合法的、跨共和國的政治架構的角度看，這是個重要的決定，而從進一步加強民主的角度看，它更加重要。眾所周知，戈爾巴喬夫在一些談話中曾認為可以實行政黨競爭。1985年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以個人名義致信戈爾巴喬夫，信中建議把蘇共分為兩個黨，從而使政治制度成為競爭性制度，戈爾巴喬夫并沒有把這視為對黨的神圣的統(tǒng)一原則的蓄意破壞，他只是說這一想法“為時過早”［16］。顯而易見，從現(xiàn)實政治的角度看，這一想法的確為時過早，剛剛當選的總書記戈爾巴喬夫，身處由持有正統(tǒng)觀點的共產黨人組成的政治局中，他不可能讓黨分裂，尤其不能忘記，列寧主義政黨一向對分裂分子深惡痛絕。

戈爾巴喬夫可以大膽嘗試使黨分裂的最合適時機是1989年，或者是1990年7月的蘇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會——也許這次代表大會是最佳時機。當時可能會有幾百萬共產黨員和戈爾巴喬夫一起走并成立社會民主黨，而剩下的“真正的共產黨員”也可以組成一個大黨。此外，蘇共內部還可能分出一個自由主義政黨，因為在這個思想上不一致的組織中有一些像葉戈爾·蓋達爾這樣的人，有許多積極鼓吹市場經濟的人，這是建立使各政黨得以相互競爭、獲得廣泛支持和堅實的財政基礎（如果蘇共的財產能夠在蘇共派生出的各個黨之間分配的話）的制度的最佳方案。然而后一個假設不能不引起疑問：能在相互達成一致的基礎上如此公開地按照西方模式轉向政黨競爭嗎？

“殘余的”共產黨內的主要力量也許是黨的機關工作人員，他們當時大都對戈爾巴喬夫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抱有十分懷疑的態(tài)度。難道他們不能同軍隊和克格勃結成統(tǒng)一陣線來防止分裂嗎？不能排除這一可能性，果真如此的話，叛亂（不是在1991年8月，而是在一年前）就非?？赡艹晒ΑＴ?990年，領導政變的那些人不會遇到他們在1991年8月面臨的問題——他們宣稱代表全體人民，而在此之前兩個月人民（即使不是全國人民，至少也是俄羅斯人民）已經選舉一個觀點完全不同的人——鮑里斯·葉利欽為總統(tǒng)。1990年夏季葉利欽還不具有如此大的民主合法性，他只有在1990年春季通過全民選舉當選蘇聯(lián)總統(tǒng)，才能獲得這種合法性，正因為如此，關于直接選舉蘇聯(lián)總統(tǒng)的假設是非常重要的（在論述第五個轉型即蘇聯(lián)解體那部分將談到這一點）。不過，如果戈爾巴喬夫真的冒險帶頭去分裂共產黨的話，保持黨的形式上統(tǒng)一的風險性總的看來會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