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不其然，8票對1票的投票結(jié)果，顯示了多數(shù)大法官的司法傾向。判決意見由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執(zhí)筆。判決理由部分，匯集了最高法院歷史上諸多言論自由名案的經(jīng)典判詞。比如，“對公共事務的討論應當不受抑制、充滿活力并廣泛公開”（“《紐約時報》訴沙利文案”［1964年］）；“對公共事務的討論不只是一種自我表達，更是人民自治的基礎(chǔ)”（“蓋瑞森訴路易斯安那州案”［1964年］）；“在第一修正案的價值體系中，關(guān)于公共事務的言論位于最高層級，應受到特別保護”（“康尼克訴邁爾斯案”［1983年］）。

羅伯茨認為，費爾普斯的抗議言論的確“令人不適”，標語內(nèi)容在促進“公共討論”方面的作用，亦細微到可以“忽略不計”。但是，他們的所作所為，針對的不是陣亡士兵馬修，而是軍方的同性戀政策。類似抗議行為，已在600場軍人葬禮附近發(fā)生過，所以，這些抗議應被視為“對公共事務的討論”。此外，抗議者站立的地方，距離葬禮現(xiàn)場有1000英尺，抗議者聽從警察指令，既未大聲喧嘩，也無暴力行為，更沒有越界之舉。事實上，在葬禮現(xiàn)場，斯奈德雖隱約看到遠方有人群聚集，但根本不知道這是針對葬禮的抗議。這也充分說明，死者父親受到的冒犯，主要來自從電視上目睹的標語內(nèi)容，而非抗議者對葬禮秩序的直接侵擾。

羅伯茨最后總結(jié)道，不能僅僅因為抗議者的言論“對死者不敬，或令人憎惡”，就予以限制。他說：“言論威力無窮，可激發(fā)人們各樣情緒，或令他們愴然泣下，或令他們喜極而涕，而在本案中，某些言論給死者家屬帶來了巨大痛苦。但是，即便如此，我們也不能為安撫他人傷痛，而令言者有罪?！被诰S護言論自由之立國承諾，“為確保政府不壓制公共討論，即使是傷害公眾感情的言論，也應當加以保護”。

羅伯茨的判決，延續(xù)了最高法院近半個世紀以來的基本立場，那就是，盡可能保護政治性言論的自由，或者說，保護人民就公共事務開展討論的自由。這些立場，正是由1964年的“《紐約時報》訴沙利文案”確立的。

費爾普斯的言論自由固然重要，可是，斯奈德的喪子之痛，與此事給他帶來的痛苦煎熬，真的可以忽略不計，甚至讓位于抗議者簡單、粗暴的“公共討論”嗎？

九位大法官中，惟一持異議意見的小塞繆爾·阿利托大法官就認為，費爾普斯的標語完全是一種“挑釁言論”，不應受憲法第一修正案保護。言論自由不是惡毒污蔑的通行證。的確，教會可以在任何地方，以任何形式表達抗議，但是，法律不能允許他們用傷害公民私人感情的方式表達意愿。他說：“就算在一個可以公開、充分討論公共事務的社會，也不應當讓無辜者受到這樣的殘忍對待?！北M管在最高法院內(nèi)部，阿利托大法官屬于孤獨的少數(shù)方，可我相信，他的觀點，也代表著許多普通人的看法：憑什么言論自由與公民情感沖突時，一定是前者優(yōu)先？{關(guān)于本案詳情及對阿利托大法官的異議意見的深入分析，參加林達：“一票反對的意義”，載2011年4月3日《東方早報·上海書評》。}

一百多年來，類似的價值沖突，以案件形式，在最高法院這個大舞臺上不斷上演。比如：散發(fā)反戰(zhàn)傳單，是否危及前線將士安危？（“艾布拉姆斯訴美國案”，［1919年］）穿著寫有“操他媽的征兵制度”的外套出現(xiàn)在政府辦公樓內(nèi)，算不算擾亂社會治安？（“科恩訴加利福尼亞州案”，［1971年］）當眾焚燒國旗，有沒有褻瀆人民對國旗的神圣情感？（“德克薩斯州訴約翰遜案”，［1989年］）州法官候選人在競選中宣揚自己的司法立場，是否違反了司法倫理？（“明尼蘇達州共和黨訴懷特案”，［2002年］）往黑人家里投擲燃燒的十字架，是不是散布“仇恨言論”？（“弗吉尼亞州訴布萊克案”［2003年］）禁止節(jié)目嘉賓說粗口，是否侵犯言論自由？（“聯(lián)邦通訊委員會訴?？怂闺娨暸_案”［2009年］）……在這些案件中，最高法院大法官們殫精竭慮，小心翼翼地標定言論自由的尺度，試圖通過一系列判例，在憲法條文、社會現(xiàn)實與價值變遷之間，實現(xiàn)微妙的平衡。這其中，“《紐約時報》訴沙利文案”在推動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尤其是媒體、公民批評政府官員的自由方面，起到了里程碑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