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則是神宗的貪婪也在此時凸現(xiàn)出來。大理寺評事雒于仁上疏對他的行為進行了概括。說他患下“酒、色、財、氣”四病，“四者之病，膠繞身心，豈藥石所可治?”因此，特意獻上四句箴言，希望圣上自行根治。明神宗看到此疏，勃然大怒，第二天，召見閣臣申時行等，欲將雒于仁處以極刑。后經(jīng)閣臣們的極力營救，才免遭一死，被削職為民。   

治國理民是國君的基本職責(zé)。而明神宗對于政事的厭煩令人吃驚。臨朝聽政是朝廷理政的基本方式。萬歷十七年(1589年）元旦，發(fā)生日食，他下令停止朝賀。這是特殊情況。沒想到，此后連元旦接受百官朝賀的大典也取消了。他在位48年，竟有20多年不與臣下共商國事。他不臨朝聽政，不見大臣，不批答臣下奏章，致使御前奏章，堆積如山，衙署之封章，如沉大海。更為荒唐的是，政府機構(gòu)包括中央機構(gòu)的內(nèi)閣、六部機構(gòu)在內(nèi)，長期缺員不補。這樣就使國家機器無法正常運行。和先前歷代帝王相比，神宗對金銀財寶的酷好和追求，卻是無有止境。這固然是因為商品經(jīng)濟的發(fā)展，中外經(jīng)濟文化交流的增長，擴大了人們的視野，市場上日益增多的商品與財富，刺激著整個社會消費，高消費成為社會上層的追求，自然也刺激著他的奢侈的欲望，再加上他貪財好貨成癖，“以金錢珠玉為命脈”，因而，揮金如土，皇長子及諸王冊封冠婚，用去白銀934萬兩，袍服用費另撥270萬兩。僅一次采辦珠寶，就耗去銀子2400萬兩。不僅如此，他從18歲起，就開始為自己建造陵墓（定陵），規(guī)模宏大，用料講究，地下玄宮仿九重法宮之制，明樓用預(yù)制石件構(gòu)建，寶城垛口、殿堂、方城、地面等，均用花斑紋石鋪砌，寶城之外，又有羅城，所用木石磚等建筑材料，均有嚴格標準，巨石包括青石、白石、花崗巖、漢白玉四種，大部分采自房山大石窩，小的幾噸，大的幾十噸，甚至上百噸，總計不下幾十萬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