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訪完袁偉時先生后，我流連在中山大學校園里，最想瞻仰陳寅恪先生的故居。遺憾的是，故居正在修繕，不對外開放。我圍繞著故居轉了一圈，悻悻離去。

陳寅恪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座高峰，其學問汪洋恣肆，令后人高山仰止。其晚年的榮辱遭際，尤令后人扼腕嘆息。

1927年6月，一代大師王國維自沉于頤和園昆明湖。陳寅恪在《王觀堂先生挽詞序》中云：“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xiàn)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p>

晚年的陳寅恪所生活的時代，已經(jīng)不是文化“衰落之時”，而是文化“毀滅之時”。因此，陳先生“所受之苦痛”更甚。如他的詩句“平生所學供埋骨，晚歲為詩欠砍頭”，沉痛至極，憂憤至極。他晚年的所思所想都融化在他的詩詞文稿里，隱晦曲折，幾乎無人能懂。倒是在海外，年輕學者余英時的文章《陳寅恪先生〈論再生緣〉書后》得到陳寅恪 “作者知我”的評語。

海天萬里，緣鏗一面，為什么余英時能夠讀懂陳寅恪的心思？作為錢穆先生的弟子，余英時掌握了中國文化的密碼。余英時先生曾自陳：“通過陳寅恪，我進入了古人思想、情感、價值、意欲等交織而成的精神世界，因而于中國文化傳統(tǒng)及其流變獲得了較親切的認識?！?/p>

但是余英時先生并沒有沉迷于中國文化傳統(tǒng)中，而是在會通古今中西之后，在更高的層次上對中國文化進行了定位。2006年他在“約翰·克魯格終身成就獎”頒獎儀式上說：“如果歷史可為指引，則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之間對基本價值似乎存在很多重疊的共識，畢竟中國的‘道’講的就是承認人類共通的價值和人類尊嚴。如今我更堅信，一旦中國文化回歸到主流之‘道’，中國對抗西方的大問題也將終結?！?/p>

“約翰·克魯格終身成就獎”素有“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諾貝爾獎”之稱，余英時是首位獲得該獎的華人學者。辛亥革命的系列訪談，當然不能少了余先生。

非常遺憾，余先生遠在美國普林斯頓，我只好通過電話采訪。雖然不能見面，但是從聲音里就能夠感受到，電話那端是一個溫文儒雅的長者。他思路清晰，頗多警醒之語，隨口引用的一副對聯(lián)更是妙絕：

江山是老子打來，誰讓你開口民主，閉口民主；

天下由本黨坐定，且看我一槍殺人，兩槍殺人。

“這副對聯(lián)是國民黨時代左派人士罵國民黨的”，余先生感慨地說，“好對聯(lián)啊，到現(xiàn)在我還記憶猶新?！?/p>

對于中國的現(xiàn)實，余先生也有深刻的觀察。他說：“我承認，現(xiàn)在大陸的經(jīng)濟實力在增強。但是，是不是一個文明大國，要比文化，要比藝術，要比科學，比人文研究。并不是有錢了，就能夠成為現(xiàn)代國家。腰纏萬貫的暴發(fā)戶并不等于紳士?！?/p>

在喧嘩浮躁的大陸，如此清醒的警世之語，有多少人愿意說，又有多少人愿意聽呢？

回首辛亥革命，重建價值觀念

“滿洲黨”不改革，就逼出一個辛亥革命來

馬國川：在辛亥革命之前，清王朝也在進行改革，試圖挽救危局。學界把清末改革稱為“清末新政”。近年來，大陸學界對于清末新政不再完全否定，而是評價較高。作為一位歷史學家，您怎么評價清末新政呢？

余英時：所謂“新政”主要是指清王朝做的一些改革，這種改革從洋務運動就開始了，但是沒有觸及體制，真正的新政是戊戌變法。戊戌變法第一次提出來改造“君主專制”體制，實現(xiàn)“君主立憲”，這才是改到了體制的關鍵。

　　戊戌變法是一個很好的機會，當時人非常興奮。資料表明，當時知識界對世界、對西方有了解的人士都覺得，這是唯一一條可以避免危機的道路。兩種勢力促成了戊戌變法。除了利用《公羊春秋》“托古改制”的康梁等人，部分地方巡撫也是改革力量，如湖南巡撫陳寶箴等。歷史學家陳寅恪講得很清楚，清朝末年的另外一個改革并不是講《公羊春秋》之類的意識形態(tài)，而是實務要改革，不改革中國就存在不下去。

　　遺憾的是，機會丟掉了，原因就是權力斗爭。慈禧太后在咸豐死后掌握朝廷實權，同治死后以年幼的光緒來繼承皇位，繼續(xù)控制權力。隨著光緒長大成人，有了自己的想法，兩個人的權力沖突發(fā)生了。當然，光緒沒有奪權的想法，他主要是怕亡國，認為列強瓜分的危險就在眼前，“瓜分豆剖，漸露機芽”，所以迫切要改革。如果按照光緒的想法改革，勢必要把慈禧太后架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