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流動人口租得起房子，但他們的居住面積只有城市居民的一半，所付的房租卻是城市居民的6倍。衛(wèi)生間和廚房是城市居民的標準配置，而流動人口卻沒有。民工只身一人來到城市，他們的孩子通常無法享受學校教育和醫(yī)療保障。研究戶籍制度的經濟學家認為，戶籍制度是中國收入差距的首要因素，很多大學畢業(yè)生也將城市戶口視為選擇職業(yè)時的重要條件。

工廠和外來務工人員之間的關系很不穩(wěn)定。外來務工人員對生產至關重要，不僅因為他們的工資比城市工人的工資低，更重要的是他們“吃苦耐勞”且“更好管理”。工廠管理人員說，他們雇用外來務工人員的原因很簡單，就是城市工人不愿接受骯臟、潮濕而又嘈雜的建筑業(yè)和紡織業(yè)的工作，即使他們愿意做，他們在體力上也很難勝任工作。

直到今天，底線競爭的每一站都比上一站持續(xù)的時間更短，但中國在紡織和服裝業(yè)的底線競爭中所處的領先地位和其前任既有相同之處，也有不同之處。中國的規(guī)模和戶籍制度的存在，保證了充足的勞動力供應。中國在可預見的未來，可能將繼續(xù)領跑底線競爭。

肯定不選種地

19世紀中期的美國，一個9歲大的女孩兒雖然不干紡織的活兒，卻依然很忙碌：

把牛犢趕到田里，再把它們趕回來；打掃牛舍，并給它們鋪好墊子；洗馬鈴薯，并把它們煮好喂豬；擠奶；在田里牽馬或牛犁地……混合并撒石灰，挖土豆和蕪菁……我把包放到馬背上；我跟馬群一起出去尋找金雀花。我5點或6點起床，除了一周兩次的早市，那時3點鐘起床。

貝莎·布萊克于1899年出生于北卡羅來納州特里尼迪市的一個農村家庭，家里有7個孩子。貝莎的父母靠幾畝田艱難度日，因此貝莎清晰地記得家里搬到紡織村時的興奮勁兒，從在烈日下摘棉花改為在陰涼處紡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