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畢業(yè)那年，我忙于撰寫我那篇關于費邊社會主義的畢業(yè)論文-《費邊主義者眼里的赤貧》（DestitutionThroughFabianEyes）。該論文針對的事實是，對待貧困的傳統(tǒng)歐洲模式依據(jù)的是基督教的戒律，即贖罪的方法是施舍給窮人。其重點落在施舍者來世的好處，而不是基于這樣一種理念，即每個人都有為有需要的人提供幫助的社會義務。在比阿特麗斯和悉尼·韋布的領導下，費邊社會主義者持的是相反的觀點。在他們的眼里，獲得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是所有公民的基本權利，是政府固有的責任。

韋布夫婦和其他費邊主義者提出的理論奠定了貝弗里奇的研究基礎。貝弗里奇當時是倫敦經(jīng)濟學院的院長，該學院也就是我后來進修的地方。貝弗里奇后來成了福利國家的主要設計人之一，這種福利制度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開始在英國得到認可。

大學生活臨近結束的時候，我還不很清楚自己這輩子要干什么，甚至不清楚畢業(yè)后要從事什么職業(yè)。我有點想在國際領域追尋些什么，而且傾向于某種獨立于“家庭辦公室”的事情，因為我的3個哥哥已經(jīng)在那里工作了。進修商務或經(jīng)濟類研究生課程對我有些吸引力，但那也不是一個明確的目標。我感覺自己需要聽取某個我尊重的、自己的一生已取得了成功的人士的意見。

多年來，我一直敬仰威廉·萊昂·麥肯齊·金，而在與父親一起處理拉德洛慘案的后事以后，他已經(jīng)成了父親的密友。金先生后來擔任加拿大自由黨的領導職務，并于1935年當上了總理。他在紐約的時候，經(jīng)常跟我的父母在一起，有時也會去參觀錫爾港。他對我總是非常熱情、友善，跟他交談時讓我感覺非常隨意。我所認識的麥肯齊·金與我后來聽到的他在加拿大的強硬、古怪、遙不可及的口碑完全不相符。

征得父親的同意以后，我給渥太華的金先生寫了封信，請求拜訪他并聽取他的意見。金先生立刻回復，邀請我在1936年的春季跟他一起度過一個周末。通過長時間討論我的選擇和興趣之后，顯然對我最有意義的事業(yè)是在政府界或國際金融界謀職。無論作什么選擇，金先生始終認為我最好獲得經(jīng)濟學的博士學位-那是他自己多年以前學過的課程。這不僅有利于取得政府界和金融界有用的知識培訓，而且還能讓我在他人面前建立起誠信度，因為若非如此，人們可能會覺得無論我從事什么工作，主要都是因為受到了我家族的影響。

金先生的觀點令人信服，因而我決定在哈佛大學繼續(xù)學一年研究生課程，以便開始跟著名奧地利經(jīng)濟學家熊彼特學習經(jīng)濟學。完成了那一年的學業(yè)后，我的計劃是進倫敦經(jīng)濟學院，然后在芝加哥大學完成進修，這樣我就能最大程度地擴大自己的知識面。通過在3所大學學習，我將有機會結識許多世界上最偉大的經(jīng)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