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經濟學院的經濟學家比其他教職人員都保守。事實上，該學院的經濟學家在英國構成了對抗凱恩斯及其劍橋干涉主義經濟學的主要反對中心。

那年，我的導師是著名經濟學家弗雷德里?！ゑT·哈耶克（FriedrichvonHayek）-1974年，哈耶克因為其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對資金、經濟循環(huán)周期和資本理論的研究而獲得了諾貝爾獎。與熊彼特一樣，哈耶克信賴市場，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即便還有諸多不完美之處，市場還是一個最可靠的途徑，可以有效地分配資源，確保經濟的健康增長。哈耶克還相信，政府應當作為規(guī)則的制定者和公平、公正的社會秩序的裁判和擔保人而發(fā)揮關鍵作用，而不是充當經濟資源所有者或市場仲裁者的角色。

我第一次見到哈耶克的時候，他將近40歲。雖然他具備眾所周知的聰明才智，卻缺乏熊彼特的活力和魅力。他講課枯燥乏味，非常死板、教條。他的著述冗長晦澀，幾乎無法讀懂-至少很難在讀的時候不打瞌睡。盡管如此，我發(fā)現(xiàn)自己非常贊同他的基本經濟理念。從個人角度說，他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慈祥長者。我記得他不只一次從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一張皺皺巴巴的紙，上面是他羅列的剩余的“自由經濟學家”名單。他常常不無悲切地看著那個名單，然后發(fā)出一聲嘆息。他相信，這個名單的人數(shù)正在迅速減少，因為相信自由市場的人們正在減少，而大多數(shù)新興的經濟學家都在追尋凱恩斯模式。我敢肯定，哈耶克-他于1992年去世，享年93歲-對于20世紀80年代大多數(shù)經濟學家和政界領袖再次青睞自由市場，一定會感到十分寬慰。可惜，我一直沒有機會跟他討論這個問題，也沒能知道他是否編過一個新的、更長的名單！

我在倫敦經濟學院最喜歡的老師是萊昂內爾·羅賓斯。我到倫敦經濟學院的那年，他剛剛接任經濟系主任。在那個時候，羅賓斯是市場的堅決擁護者，不遺余力地反對政府的干預。但是，與我在那個時期遇見的大多數(shù)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相比，他不那么固執(zhí)教條，而且靈活得多。對于計量經濟學的新模式，他強調邏輯性和有效思維。他常說，人們應當區(qū)分什么是現(xiàn)實經濟中實際上發(fā)生的和什么是我們可能希望發(fā)生的。

在20世紀30年代，羅賓斯與拉斯基和凱恩斯在幾個關鍵性政治經濟問題上發(fā)生了分歧。羅賓斯和凱恩斯于1931年首先“交手”，當時他們都在一個研究失業(yè)問題的政府咨詢委員會任職。凱恩斯推出了他站在需求角度的想法-公共工作、減稅和赤字開支，結果被羅賓斯成功地推翻。但是，羅賓斯后來加入了支持國家在經濟生活方面加強管理的陣營，聲稱自己過去與凱恩斯的不同意見是“我職業(yè)生涯中最大的錯誤”。

羅賓斯在英語書寫和演講方面風格十分優(yōu)雅。戰(zhàn)后，他對藝術的興趣開始超過了經濟，成了國家美術館的館長和皇家劇院的院長。萊昂內爾是我認識的知識最淵博、見識最廣博的人之一。我十分珍視他的友情，直至他于1984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