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1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委派北京九州世初知識產(chǎn)權司法鑒定中心在北京為“富士康訴比亞迪惡意侵犯其商業(yè)秘密案”進行司法鑒定。在聽證會上，富士康指控比亞迪2006年手機制造的營收超過51.35億元，較2005年的19.06億元增長了169.3%，較2004年的9.39億元更是增長了4倍多，這種爆發(fā)式增長極不正常，與公司的商業(yè)秘密大量流失、大量員工跳槽，在時間上是相互吻合的。

富士康方面指稱，從2003年開始，自己從事手機設計、制造等業(yè)務的多個部門的400多名員工，陸續(xù)跳槽到比亞迪，其中包括富士康花費幾十萬元派往歐洲培養(yǎng)的高級技術人才和高級管理人員。比亞迪甚至為此成立了挖角辦公室，挖走了富士康在日本的研發(fā)高級核心主管，并連帶了一項冶金提煉合成技術。

聽證會舉行一個月后，第一批證物鑒定報告出爐：移動硬盤中有116份富士康文件，其中68份是非公知信息。據(jù)悉，第一批鑒定報告有33卷7000多頁，重50多公斤。但比亞迪方面堅持認為，鑒定報告及相關附錄的大部分系富士康單方面呈交的，公司對此毫不知情。

本來比亞迪原計劃于2007年7月底將手機業(yè)務在香港分拆上市，但富士康卻在6月中旬向香港法院提起訴訟。2007年9月27日，在上市第一次申請過期后，比亞迪繼續(xù)提出了上市申請，富士康卻再次向香港高等法院提出新訴訟。由于受富士康的阻撓，比亞迪手機業(yè)務的上市最終被推遲了半年。對于富士康的一紙訴狀，王傳福似乎有些不屑一顧，甚至都沒有直接過問，而由專門的知識產(chǎn)權部門負責。在王傳福看來，這只是競爭企業(yè)慣用的玩法，就是富士康針對比亞迪手機上市搞的把戲，用王傳富的話來說：“富士康想在這個節(jié)骨眼上出來搗搗亂”。

2008年3月14日，富士康的訴訟似乎迎來轉機，當?shù)毓矙C關在調查取證后發(fā)現(xiàn)，案子可能涉及犯罪，需要追究刑事責任。富士康撤銷對比亞迪在內地的民事訴訟，轉為刑事訴訟。3月20日，比亞迪前執(zhí)行董事兼副總裁夏佐全被拘留。3月24日、31日，兩個涉案的富士康員工先后被判處1年零4個月和4年有期徒刑。

但出乎眾人意料的是，2008年12月2日晚間，這個被稱為“高科技領域知識產(chǎn)權第一案”突發(fā)戲劇性的一幕--比亞迪當晚發(fā)布公告稱：公安部門已撤銷了此前對比亞迪的所有刑事調查，同時指出富士康涉嫌賄賂比亞迪前員工偽造證據(jù)。如此一來，案件似乎發(fā)生了180度大轉彎，比亞迪不但擺脫此前的相關控訴，反而還使富士康染上賄賂嫌疑。與此同時，比亞迪的一名員工涉嫌接受富士康方面的賄賂，為其非法竊取保密文件，被公安機關逮捕。這一次，比亞迪又在商業(yè)訴訟中獲得了主動權，而富士康則越來越被動，失去了往日的威風。

很多人不明白，為什么堂堂臺灣首富郭臺銘會輸給一個在當時來說名不見經(jīng)傳的王傳福？其實答案顯而易見。從郭臺銘炮轟比亞迪挖走富士康員工開始，他本人心里就應該明白，他提倡的“四流的人才、三流的管理、二流的設備，一流的客戶”這一理念與王傳福相比，顯得本末倒置了。郭臺銘的用人觀念，使得富士康的所有員工都處于“可流動”的狀態(tài)，遠遠達不到“死忠”。因此富士康的人才才可能被挖走，這完全是郭臺銘的用人之道有問題。

王傳福另外一個超越郭臺銘的地方是，郭臺銘只會造，老老實實地守著代工這一攤兒，利潤從厚做到薄，甚至臨近虧本也固守陣地。王傳福不同，他敢于蔑視商業(yè)模式和游戲規(guī)則，認為發(fā)展來自創(chuàng)新，這種思維解放了比亞迪的思想，并從競爭激烈的市場中殺出一條血路。王傳福拿下一塊陣地之后，馬上又分兵進入新的陣地。雖然郭臺銘的鴻海是全球代工老大，但在客戶面前，他仍是乞丐，仍要仰人鼻息。為了穩(wěn)住國際級大客戶，郭臺銘甚至發(fā)誓決不做自主品牌，一輩子為客戶打工，以消除客戶對鴻海變成潛在競爭對手的隱憂。與郭臺銘全心全意伺候客戶不同，王傳福選擇了蛻變--進軍汽車業(yè)，這是一個郭臺銘想過多次，但始終未敢進入的行業(y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