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種假說可能的情況是日益壯大的中產階級將要求更多的政治話語權，這種情況也常見于西方歷史。中國曾是一個農村社會，1990年，3/4的人口居住在農村，而今天45%的人口為城鎮(zhèn)居民，而且該比例到2030年可達70%。中國的中產階級不僅在城鎮(zhèn)得到迅速發(fā)展，移動通信和互聯網的普及更讓他們首次自發(fā)地組織起橫向關系網絡。

第四種假說，也是中國發(fā)展中最后一個障礙，就是它可能激怒周邊國家，促使它們倒向現在更注重現實主義外交政策的美國，與美結成盟友，以求制衡。中國現今一些舉動引起了亞洲其他國家的不滿。如在釣魚島問題上中日關系有所惡化，日本扣押了迷航的中國漁民作為報復。但是這些摩擦還不足以讓美國的外交政策發(fā)生重大轉變，雖然奧巴馬總統(tǒng)在2010年底對印度和印尼的訪問耐人尋味，但是自從1972年尼克松總統(tǒng)和基辛格打開中美外交大門后，要摒棄這一現實主義的外交傳統(tǒng)對現任的這位44屆總統(tǒng)來說似乎還很遙遠。

“新生”力量對“沒落”力量造成的困境總是令人痛苦的。為了抵制德國的崛起，英國付出的代價的確太過慘重；而當它默默地成為美國的小兄弟時，情況就要容易得多。美國對中國是該遏制還是該容忍呢？民意調查顯示，美國普通民眾和總統(tǒng)一樣不知該如何抉擇。在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項調查中，49%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并不認為中國會“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的主要超級大國”，但46%的受訪者持相反的觀點。許多西方評論員都認為，蘇聯解體之后，適應一個新的全球秩序已是非常困難?！袄鋺?zhàn)”持續(xù)了40多年，蘇聯未在經濟上超過美國。我們現在正在經歷的是西方主導世界500年的尾聲。這一次，不論從經濟上還是從地緣政治上來講，來自東方的挑戰(zhàn)真真切切。有一點是確定的：中國不再是學徒了。亨廷頓文明沖突論的實現似乎還很遙遠，我們更有可能看到的是，在過去500年中總是青睞于西方的運勢即將發(fā)生轉變。當一個文明開始衰退，另一個文明就會興起。關鍵問題并不在于兩種文明是否會發(fā)生沖突，而在于當一方文明衰退時，它是否會就此徹底淪亡。

從興都庫什山脈或美索不達米亞平原撤軍預示著蘇聯的衰敗和瓦解。蘇聯1989年從阿富汗撤軍和1991年的解體是歷史的重要一頁。當時的這些事件，和5世紀那些遠古往事一樣，再次提醒我們文明并不遵循從出現、興起、全盛再到衰敗和消亡這種循環(huán)的、可預測的生命周期規(guī)律。歷史學家們習慣對覆亡的過程進行慢動作回放，并究其深刻的歷史原因。事實上，文明的運轉就像任何一個具有適應性的復合體，它可以在一段未知的時期內保持平穩(wěn)，但隨后非常突然地崩塌了。再來套用組畫《帝國的興衰》的作者托馬斯?科爾的名詞，從全盛時期經毀滅時期直至衰亡時期的變遷歷程，不是漸進式的，而是非常突然的。對這種復合體的崩塌，一個比較貼切的視覺闡釋是一張舊海報，這張海報曾在大學宿舍中風靡一時，海報上是一列破墻沖出維多利亞火車站的火車，頭朝下翻倒在街道上。一個剎車故障或一個打瞌睡的司機就會帶來毀滅。

有什么可以讓西方文明免于這種災難？我們不必太過宿命論。誠然，那些曾讓西方稱雄的撒手锏已經不再為我們所獨有。中國有了市場經濟，伊朗有了科學，俄羅斯有了民主，非洲（慢慢）掌握了科學，土耳其有了消費社會。但這并不意味著西方模式的凋敝，相反，這標志著它的四面開花，只有在少數地方西方文明仍受到抵制，現在越來越多的非西方人在睡覺、沐浴、著裝、工作、娛樂、飲食以及旅游等生活習慣上、也在向西方人靠攏。此外我們也看到西方文明并不是單一片面的，它囊括了方方面面。它既包括資本主義，也包括政治多元化（多個國家和多個權威機構）；它既包括科學方法，也包括思想自由；它既包括民主，也包括法治和財產權。

當然西方文明遠非完美，它也曾在歷史上犯下過錯誤，從帝國主義的暴行到消費社會的陳腐。其強烈的實利主義遺留下各種利弊參半的后果，特別是弗洛伊德鼓勵我們要沉溺于其中的不滿情緒。它還失去了韋伯在新教倫理中尤為推崇的節(jié)儉和節(jié)制。

然而，西方文明在解決21世紀將要面臨的問題上，仍能激發(fā)個人的創(chuàng)造力。在過去500年間，在發(fā)現和培育埋藏在分布曲線右尾尾梢上的人才方面，沒有哪種文明做得像西方文明一樣出色。關鍵是我們是否還能認識到這一文明的先進性。一種文明對于它的人民來說，最根本的意義不是其中心的宏偉大廈，也不是他們建立起來的運作流暢的體制。究其核心，文明就是學校所教授的知識，它為學生所吸收，并在身處困境時能再次被想起。中國的文明曾建立在儒學文化的傳承上，伊斯蘭文明則有《古蘭經》作為基礎。而西方文明又是基于怎樣的文本，來堅定我們對自由人類無窮力量的信心呢？鑒于我們的教育理論家對正規(guī)知識及死記硬背的學習方法多有詬病，我們又該如何進行更好的教育呢？或許對西方真正的威脅并非來自中國、伊斯蘭或者是二氧化碳的排放，而是我們對從祖先那里繼承下來的文明喪失了信念。

我們的文明不只是（伍德豪斯玩笑中的）業(yè)余演出的對立面。丘吉爾在闡述“（西方）文明的中心原則”時抓住了它的要義，即統(tǒng)治階級要服從人民的習俗，要服從體現在憲法上的人民意愿：

（丘吉爾問道）為什么各國不能在一個更大的體系內聯合起來，建立法治，讓全體人民一同受益呢？這當然是個崇高理想，我們也應為之鼓舞……

但是空喊一些堂皇的口號毫無意義，除非支持它的是人們的美德和氣概，是科學和力量，最后，是對權力和正義的維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