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這份報告并未立即得以執(zhí)行。雖然政府迅速實施了達拉謨伯爵的主要建議—聯(lián)合上、下加拿大，以減弱法國人對前者的影響—但是直到1848年，他們才引入了責任政府制，而且只是在新斯科舍省實行，1856年才在加拿大的大部分殖民地實行。但此時，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已吸收了這一思想，并開始向責任制政府的方向邁進。到19世紀60年代，所有白人殖民地政治權力的制衡格局已經改變?？偠礁嘀皇且粋€象征性角色，是日益退化為象征性角色的王室的代表；實權落在了殖民地民選代表的手中。

“責任政府”成為大英帝國統(tǒng)治與自由理念相妥協(xié)的一種方式。達拉謨伯爵報告的意義在于，加拿大人、澳大利亞人、新西蘭人和南非人的愿望—這些愿望與18世紀70年代美國人的愿望并無二致—完全可以訴諸獨立戰(zhàn)爭之外的方式實現(xiàn)。從此以后，無論殖民地人民想要什么，他們的要求通常都能得到滿足。比如，當澳大利亞人要求停止將罪犯流放到這里時，倫敦方面妥協(xié)了。1867年之后，就再也沒有發(fā)往澳大利亞的罪犯流放船了。

因此，在奧克蘭不會出現(xiàn)第二次萊克星頓之戰(zhàn)；堪培拉不會出現(xiàn)第二位華盛頓；渥太華也不會出現(xiàn)第二部《獨立宣言》。當我們閱讀達拉謨伯爵的報告時，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它的字里行間充滿了惋惜。如果美國殖民者在18世紀70年代呼吁責任政府時能夠如愿的話，或者說，如果英國人能夠不辱沒他們所標榜的自由的話，那么獨立戰(zhàn)爭就不會爆發(fā)，可能也永遠不會出現(xiàn)美利堅合眾國。而當千萬名英國移民背上他們的行囊時，他們可能會選擇加利福尼亞，而非加拿大作為他們的目的地。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