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墮胎可能提供了宗教領(lǐng)域中應用“竅門兒”的最佳例證。官方形式上，巴西實行政教分離。但政府官員做任何事情都謹小慎微，唯恐冒犯教會，結(jié)果巴西成了世界上反墮胎法最嚴格的國家之一。如果醫(yī)生拿不出證據(jù)證明妊娠可能威脅孕婦的生命，或證明是強奸的結(jié)果，墮胎就是違法的。教會對墮胎的限制甚至更加苛刻。2009年發(fā)生了一樁臭名昭著的案件，一個九歲的女孩兒被她的繼父強奸并懷了雙胞胎，她的媽媽將她帶到累西腓（Recife）的一家診所做墮胎手術(shù)，但當?shù)氐拇笾鹘叹谷粚⑦@位母親和做墮胎手術(shù)的醫(yī)生一同革出教門。

不過，普羅大眾根本不把教會和國家放在眼里，他們想出了一種繞開禁令的方法。在巴西全國，懷孕但不想將胎兒延續(xù)到分娩的婦女求助于巴西俚語中所稱的“天使工廠”。“天使工廠”雖是秘密診所，但其坐落位置卻廣為人知。那里的墮胎手術(shù)不僅費用低廉，而且不會遭到盤問。盡管墮胎手術(shù)是非法的，因此很難計算其有多普遍，但據(jù)衛(wèi)生部的估計，巴西每年的墮胎手術(shù)高達200萬例之多。在對性事比現(xiàn)在更加保守的1991年，世界銀行的一份報告甚至估計平均每個婦女一生中要墮胎兩次以上。盡管如此，2007年《圣保羅頁報》（Folha de S？o Paulo）發(fā)起的一項民意調(diào)查卻發(fā)現(xiàn)，2/3的被調(diào)查者認為“不應修改”巴西現(xiàn)行的墮胎法。

直到20世紀70年代晚期，離婚在巴西都是非法的。一代又一代通過宗教儀式結(jié)婚卻不幸福的夫妻不得不求助于一種法律承認、教會卻不承認的逃避手段——這是運用“花招兒”破解看似棘手問題的又一個經(jīng)典例子。教會的反對使夫妻雙方無法離婚，但他們會獲得一個承認其“分居狀態(tài)”（desquitado）的法律文件?；橐鲭m沒有正式解體，但雙方都不再具有夫妻共同生活的義務。盡管這意味著他們今后不能正式再婚，但“分居狀態(tài)”卻允許他們自由地尋找新伴侶，并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這種“婚姻”狀態(tài)下出生的孩子被視為合法婚生子女，但從極其正式的意義上講，他們并沒有合法婚生子女的權(quán)利。一旦遺囑遭到質(zhì)疑，經(jīng)常會導致復雜的遺產(chǎn)糾紛。

由于天主教和馬孔巴教的主導地位，以及許多人往往在兩大宗教之間搖擺的緣故，加爾文教及與之相關(guān)的教義和價值觀幾乎在巴西人的生活中沒有立足之地。人們認為世界并非不可救藥或天性邪惡，而是一個可以尋歡作樂和消費的所在。這種信仰或許可以追溯至第一批葡萄牙探險家將巴西看做“人間天堂”時期。由于反加爾文教的傾向，利潤和財富在許多地方仍被視為是剝削和自私這兩宗罪的孽果，而不被看做一種美德，或?qū)μ峁┑姆栈蜃鞒龅臓奚o予的回報。但任何一種罪都可以通過向神父或圣父（pai de santo）懺悔并通過祈禱或供奉神靈表示悔過而得到原諒。由此產(chǎn)生了一種?？啤げ及柨嗽凇冻嗟酪阅蠠o罪惡》中所唱的主題——罪與赦的永恒循環(huán)。

原諒和赦免的思想同寬容品質(zhì)密切相連——巴西人認為寬容是其民族性最值得肯定的特征之一。別人的小缺點或癖好可以寬容，甚至于他們的重大失誤或者僭越法律都可以寬容。 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的那句名言“美國人的生命中沒有第二幕”對巴西人毫無意義。一位大眾明星或足球運動員離開夜店時，如果駕駛的跑車超速撞上街頭商販或一群青少年，很快就會被原諒，甚至不用去蹲監(jiān)。因為卷入腐敗丑聞而名譽掃地的政客銷聲匿跡一段時間之后，就會若無其事地卷土重來，贏得公職選舉。

上述提到的所有案例都是真實的，而非假設。另一個案例是費爾南多·科洛爾·德梅洛（Fernando Collor de Mello）。1974年，理查德·尼克松總統(tǒng)遭彈劾下臺之后，實際上完全淡出了公共生活。1992年，德梅洛在遭彈劾之后也辭去了總統(tǒng)之職，但他卻在2006年重返政壇，獲選進入國會。國會中還有其他若干同樣名譽掃地的參議員和眾議員。如果有什么格言可以形容這種現(xiàn)象，那無疑就是作家伊萬·萊薩（Ivan Lessa）說的那句話：“每隔15年，巴西人就忘掉過去15年發(fā)生的一切?！?/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