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巴西的出口，特別是原材料出口，的確受到了間接影響。由于美國的消費者急劇減少了購買，中國作為制造品的源頭，壓縮了生產(chǎn)，而且不需要再從巴西進口那么多的鐵、鋁、銅或者木材。但是，巴西國內(nèi)的需求一直穩(wěn)定在9%的年增長率，如今繼續(xù)保持強勁勢頭。因此，與此前歷次危機——比如在1997年的金融風暴中，由東南亞、土耳其和俄羅斯等國的問題引發(fā)的傳染效應最終影響了對巴西的看法，而這一次巴西卻被賦予拯救者的角色。2009年9月，美國財政部長蒂莫西·蓋特納甚至公開向巴西致謝，稱頌它幫助帶領世界走出蕭條。蓋特納的言論在美國沒有引起多少關注，但在巴西卻反響強烈：他的話登上許多媒體的頭版，字里行間流露出對巴西新地位的驚人的自豪感。

還值得一提的是，巴西從未盲目信仰布什治下的美國所一直信奉的理念，即萬能的市場總會作出最佳選擇，因而無需進行調(diào)控。在巴西的主要政黨中，除一個政黨外，均認可國家具有重大作用的觀念，而且國家經(jīng)常積極地指導經(jīng)濟政策。在巴西，國家的這一角色并不像在中國，甚或日本和印度那樣具有侵擾性，而是存在一種共識，即利益驅動并不能總是保證出現(xiàn)對整個社會而言最好的結果，因此必然需要一定程度的監(jiān)管。這一信念有時候，特別是被商業(yè)團體提出來的時候，容易引起爭論。商業(yè)團體堅持認為，如果企業(yè)家精神能夠得以暢意彰顯的話，巴西會發(fā)展得更快。但政府對金融和其他部門的調(diào)控無疑幫助巴西免于遭受2008~2009年金融危機的最壞影響的沖擊。

盡管巴西在不到一代人的時間里取得了如此驕人的成績，但它至今仍然面臨嚴重的結構瓶頸，使巴西任何地方的經(jīng)濟效益都難以接近最大化。這一系列問題中，最嚴重的是物質(zhì)基礎設施的普遍缺乏。其次是龐大、低效和經(jīng)常腐敗的官僚機構。在巴西，官僚機構管理著一個由各種表格、許可證、證書和規(guī)章等組成的令人頭疼的制度。這種制度在當?shù)乇环Q為“巴西成本”，令任何一個在巴西做生意的人都感到絕望。

巴西的基礎設施問題是非常明顯的，特別是在交通運輸領域，但簡單地通過增加投資，即使不能完全解決，至少也能緩解這個問題。港口遭堵，很大程度上只是因為沒有足夠的碼頭和倉庫（雖然超額雇用勞動力也是一個因素）。對于巴西這樣一個面積相當于一個大陸的國家來講，商業(yè)航空運輸是至關重要的，但2007年卻幾乎陷于崩潰，原因在于空中交通管制系統(tǒng)過于陳舊，包括雷達跟蹤系統(tǒng)失靈，引發(fā)安全問題。公路，特別是州際公路不足，而許多現(xiàn)有的公路或者因為承受的交通負荷過大，或者因為建筑質(zhì)量低劣，結果導致道路坑坑洼洼，車輛不僅開不快而且容易受損。對于一個擁有如此遼闊國土的國家來說，巴西根本沒有真正的鐵路網(wǎng)絡，甚至在人口密集、工業(yè)化程度高的東南部也沒有，這跟印度或中國形成了鮮明對比。幾十年來，巴西口口聲聲說要建立一條堪與東京-大阪間的子彈頭列車或者紐約-華盛頓的“美鐵”①（Amtrack）相媲美的高速鐵路，連接圣保羅和里約。不過，直到現(xiàn)在——幾十年來，當局一直磨磨蹭蹭、支支吾吾，而截止期限到而復始——似乎終于開始動工建設了，這是因為巴西為確保里約成功申辦2016年奧運會而作出的承諾。

另一方面，解決官僚瓶頸問題可能更復雜，所需要的不是增加投資，而是轉變自葡萄牙人500年前來到巴西后就已經(jīng)形成的心態(tài)。巴西生活的每個方面都要求證書、憑據(jù)、許可和其他官方文件，導致漫長的排隊和時間浪費。我還記得我經(jīng)歷的一件令我無比震驚的事情：我的妻子被要求帶她的祖母去獲得一份證明這個80歲的老太太還活著的證明文件，以便可以從她每月親自領取支票的銀行繼續(xù)領取社會保險福利。20世紀80年代末，甚至還成立了一個官僚部專門處理這類問題，但這個部只是新增了一套審查和要求，結果在公眾的嘲笑聲中瓦解。

媒體和商業(yè)團體定期研究比較在巴西和在世界其他國家開辦一個公司的流程。不可避免地，調(diào)查結果顯示，與幾乎任何一個工業(yè)和商業(yè)部門比重較大的國家相比，巴西需要更多的文書，且審批程序較慢。比如，根據(jù)2009年世界銀行的一項調(diào)查，在巴西開辦一家公司平均需要五個月才能完成所有的文書工作。在受調(diào)查的181個國家中，巴西名列第125位，遠遠落后于它視為對手，或者立志超越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