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促進英國“大轉型”的放任主義政策建立在這一理論基礎上，即自由是市場的本性，對市場的政治限制是多余的。真實情況并非如此，自由市場本身是國家權力的產物，之所以能夠長時間存在，完全依靠政府有能力阻止人們另尋政治方案來滿足對于安全和防范經濟危機的需求。

如果缺乏強有力的政府為自由經濟模式保駕護航，市場將不可避免地被無數限制措施和規(guī)章約束。這一切都將自然而然發(fā)生，是對具體領域的社會問題作出的反應，不是任何宏偉規(guī)劃的結果。拿19世紀六七十年代通過的《工廠法》來說，它并不是一項對社會或經濟進行重組的計劃，而是議會為解決危險、污穢、低效的工人生活問題而出臺的法案。隨著放任主義的退潮，大量諸如此類的自然產生的問題浮現(xiàn)出來，無法采取統(tǒng)一應對措施，只能一個一個地零散解決。

在任何社會，市場受到約束都是正常的，自由市場反而是在政府強制力之下人為設計的非正常產品。放任主義必須得到根本規(guī)劃以建設受到管制的市場。正如新右派思想家所認為的，自由市場不是社會進化的禮物，它是社會工程和堅定的政治意愿的最終產物。自由市場之所以能夠在19世紀的英國施行，僅僅因為當時民主制度功能缺失，這也是其得以產生的充分條件。

上述道理對于在民主政府時代構建全球自由市場深刻的暗示意義不言自明，實際上已闡明了市場游戲的規(guī)則，即市場必須絕緣于民主運作和政治修正，民主和市場是對手，而非同盟。

自由市場經濟的天生對手就是不穩(wěn)定的政治環(huán)境。如果“資本主義”意味著“自由市場”，那么沒有比“未來屬于民主資本主義”更具有欺騙性的觀點了。在民主政治正常進程中，自由市場通常是短命的，其需要的社會成本太高，任何民主制度都不能長久地將其合法化。英國自由市場的歷史就充分說明這個道理，同樣，這一道理也為計劃創(chuàng)建全球自由市場的更具遠見的新自由主義思想家所理解。

那些立志將自由市場推廣到全世界的人總會堅持將限定和支撐自由市場的法律框架置于任何民主立法機構的管轄之外。比如，主權國家可以簽署條約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國，但只有該組織而非主權國家的立法機構有權決定什么行為屬于自由貿易，什么行為不屬于自由貿易。這一市場游戲規(guī)則必須被抬升至超出民主程序約束的高度。

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組織的功能就是將自由市場帶入各國經濟生活中。它們嘗試對各國市場強制推行一些規(guī)則，從而將自由市場從被阻礙或包圍的狀態(tài)中解放出來。國際組織能夠這樣做的唯一原因就是它們不受民主政治生活壓力的影響。

波蘭尼對19世紀創(chuàng)建市場經濟的立法機制的分析同樣適用于當前全球自由市場工程，相關立法工作已經通過世界貿易組織及類似機構向前推進。

市場的建立不能受任何因素的阻礙，收入水平只能由買賣關系決定。禁止對價格調節(jié)機制施加任何外力干涉以改變市場條件，無論是商品、勞務、土地還是貨幣的價格都是如此。所有的產業(yè)要素都要在相應的市場上流通，禁止采取任何措施和政策影響這些市場的自由運行。價格、供給和需求都不受管制，政府只能采取有助于保護市場自我調節(jié)機制的政策措施，為市場成為經濟生活中唯一的組織力量創(chuàng)造條件。

毫無疑問，上述規(guī)定是不可能實現(xiàn)的幻想。國際組織機構推行的這些規(guī)定導致全世界許多國家出現(xiàn)經濟混亂、社會失序和政局不穩(wěn)的現(xiàn)象。

在20世紀末的環(huán)境下，嘗試重新確立自由市場制度是一項極具挑戰(zhàn)性的宏大社會工程。新右派政策制造、促進或加強的許多改革進程都是不可逆轉的，只有明確這一點，當今時代任何改革項目才有機會取得成功。同樣，如果不能抓住自由市場政策可資利用的技術和市場轉型的契機，那么對自由市場政策的任何政治反作用力都將無法取得成效。

在曾經有過自由市場體驗的國家重新確立自由市場制度面臨極深的斷層。自由市場曾經摧毀的社會和政治決議，比如英國的貝弗里奇協(xié)議和美國的羅斯福新政，無法被重新創(chuàng)立。歐洲大陸的社會市場經濟體制無法被修復成戰(zhàn)后社會公認的模式或基督教民主形式。那些幻想能夠回到戰(zhàn)后經濟管理的“正常政治”狀態(tài)的人們是在自欺欺人。

即便能回到過去，自由市場也不能成功地建立起某些國家希望借助其實現(xiàn)的霸權。在所有民主國家，支持自由市場的最高政治權力都是不完備的，不穩(wěn)固的，同時也是容易受到破壞的，無法經受長期經濟衰退的考驗。在英國，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實施就傷害到新右派的執(zhí)政能力。新右派組織起來的脆弱的選舉人和全體選民聯(lián)盟很快就解體了。

上述失敗部分源于新右派的政策，部分源于世界經濟造成的權力分散。新右派政策為支持其的選民提供了提升社會地位的機會，這在一段時期內破壞了有志人士賴以發(fā)展的社會結構。此外，這些政策對一些有志者的財產所有權強加了許多沉重的負擔和風險。而那些因家庭地位不平等而未被動員的選民更是對這個自由放任的政權沒有任何熱情，認為正是缺乏管制的政策使他們陷入當前的困境。新右派政策加劇的經濟不安全狀態(tài)注定要削弱那些政策支持者和獲益者組成的初始選民聯(lián)盟。1997年5月工黨在選舉中取得壓倒性的勝利，部分原因就是保守黨新右派執(zhí)行了上述自我毀滅的政策。

但是也要看到，當前社會和經濟生活的混亂狀況并不單是由自由市場引發(fā)的，這些問題產生的終極原因是技術的平庸化，西方發(fā)達國家的技術革新很快就能被世界各地復制。如果技術革新一直能保持前進的勢頭，那么就算沒有自由市場政策，戰(zhàn)后經濟成功發(fā)展的階段也不可能幸存多久，因為在不斷更新的技術條件下，一切都不會永遠延續(xù)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