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缺少“無國界演員”這樣的組織，“名人外交”這種模式也從西方迅速傳播到東方。姚明不僅是中國最著名的“出口商品”，在自己的祖國，他還致力于許多慈善事業(yè)。在印度，諾貝爾獎得主拉金德拉·帕喬里提出的“照亮10億生命”的普及太陽能電燈的倡議本沒有得到任何人的響應，但寶萊塢明星普里亞卡·喬普拉的加入改變了一切：迅速籌集到的幾百萬美元為在1 000個村莊啟動太陽能照明系統(tǒng)建設提供了保障。全球名人能做的最重要的貢獻莫過于：在力所能及的每一個國家激勵并鼓舞眾多和他們懷有同樣心愿的人一起奮斗。最重要的力量蘊藏在當?shù)孛癖娭小?/p>

有人聲稱名人在試圖把那些現(xiàn)時負責人推到聚光燈下的時候，他們實際上轉移了公眾的注意力，讓人們忽視了那些真正應該為暴行和貧困負責的人。這是一種懷疑人間存在真情善意的憤世嫉俗的觀點。我們不應天真地認為紙面上的負責人也會在實踐中負起責任。作家兼社會活動家娜歐米·克萊恩看不上“波諾化”的抗議，認為與街頭抗議相比，這種抗議形式危險性較低，威力也相應較低。但是她的邏輯錯誤在于沒有意識到富人從來不猛烈抨擊他們的政府代表窮人的利益。一些知識分子和政治家對既使他們感到壓力又對廣大民眾有教育意義的“名人效應”缺乏信心，這令人深感不安。這部分學界和政界的人應當代之以鼓勵所有擁有資源和影響力的人都奉獻出一份力量，既然他們知道自己能發(fā)揮的作用是多么有限。進行老掉牙的、毫無感情的政治辯論是沒有用的，至今仍無法從政府口袋里爭取出更多的資金去解決貧困問題，所以，為什么不讓擅長迎合和引導大眾情感的名人們去試一試呢？可能的確有一些演員只是在做他們最拿手的本職工作，但即便如此，我們仍然期望生活能夠模仿藝術。

索羅斯的能量為何如此巨大：無國籍政治家和超級非政府組織

沒有人告訴喬治·索羅斯去做什么。這個擁有外匯套利者、基金管理人和慈善家等多重身份的億萬富翁是少有的僅憑一己之力就似乎占據(jù)了“世界一極”地位的人。由于他所擁有的巨大能力，一份軍事報告曾把他列為僅次于本·拉登的第二號人物。畢竟1992年他因“打垮了英格蘭銀行的人”這一稱謂而聞名，而且1997年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蒂爾又指控他通過市場投機摧毀了亞洲經濟。如今金融市場不只會對八國峰會的宣言作出反應，還會根據(jù)索羅斯對這些宣言的反應再作出反應。在經濟方面，索羅斯吹噓說他之所以富有只是“因為我知道什么時候我錯了”。他喜歡運用“自反性原則”①，認為其他市場參與者的決定對其判斷價格起伏和未來走勢非常關鍵。換句話說，一方面他是強大的，另一方面他也明白自己不是唯一控制局面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