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歷史就不同了，因為它是在事情發(fā)生的同時寫下的。人們可以在采訪時對控制著世界和改變其進程的少數(shù)人照相、拍電影、錄音；可以通過報刊、廣播、電視馬上加以報道，加以說明，并進行熱烈的討論。為此我熱愛新聞工作，從事新聞工作。有哪一種別的什么職業(yè)允許你把正在發(fā)展的歷史寫下來，作為它的直接見證呢？新聞工作就有這種非凡和可怕的特權(quán)。體會到這一點后，很自然地會深感到自己的不足。我每當遇到一個事件或參加一次重要的會見時總是焦慮不安，擔心自己沒有足夠的眼睛、耳朵和頭腦來進行觀察、傾聽、思考，以便從中理解一條蛀蟲是如何鉆入歷史這塊木頭中去的。我說我每進行一次采訪都花了心血，這并不言過其實。我要費很大的勁才能說服自己：去吧，沒有必要成為希羅多德，你至少能帶回一塊對拼組鑲嵌圖案有用的小石頭和對人們思考問題有用的情況。要是錯了，也沒有關(guān)系。

這本書就這樣在七年中編成。七年中，我為《歐洲人》周刊作了28次采訪。我本著這種精神去訪問我所要會見的人物，即：除了獲取新聞以外，每次訪問都力求弄清這些人物與我們普通人到底有什么不同。約見他們經(jīng)常需要花九牛二虎之力，他們幾乎總是以使人心寒的不予理睬或拒絕來回答我的請求（實際上本書中的27個人并不是我希望會見的全部人物），即使最后同意接見我，也要讓我等上幾個月以后才給我一小時或半小時的時間。當我終于見到他們時，我就得千方百計延長會見的時間。一旦見到了他們，便真相大白。我發(fā)現(xiàn)這些掌權(quán)者并不是出類拔萃的人，決定我們命運的人并不比我們優(yōu)秀，并不比我們聰明，也并不比我們強大和理智，充其量只比我們有膽量，有野心。我很少遇到那種天生應該領(lǐng)導我們和決定我們走這條路而不走那條路的人。如果有這樣的人，他們并不是掌權(quán)者，而是一些曾經(jīng)為獲得這個權(quán)力冒著生命危險去進行斗爭，并繼續(xù)在斗爭著的人。至于那些在某個方面使我喜歡并對我有吸引力的人，坦白地說，我思想上對他們是有保留的，內(nèi)心深處對他們是不滿意的。說穿了，我對他們處在金字塔的頂端感到遺憾，我無法像我所希望的那樣去信任他們，因而我不能說他們是無辜的，更不能把他們當做同路人。

也許因為我不懂得什么叫做權(quán)力——它能使某些男男女女意識到自己有權(quán)利，或感到他人授予這種權(quán)利去指揮別人或懲罰不服從者。無論是暴君還是通過選舉產(chǎn)生的總統(tǒng)，無論是劊子手將軍還是受人熱愛的領(lǐng)袖，我認為他們手中的權(quán)力都是不人道和可憎的。也許我錯了，但是人間樂園并不是在上帝告知亞當、夏娃將勞累終生和備受分娩之苦的那一天消失的。人間樂園是在亞當和夏娃發(fā)現(xiàn)了存在一位不允許他們吃蘋果的主人，并在他們?yōu)榱艘粋€蘋果而被驅(qū)逐出家園之后，不得不在星期五禁止吃肉的部落里當首領(lǐng)的時候消失的。是的，在有人群的地方需要有管轄人群的人，不然就會出現(xiàn)混亂。但是在我看來，人類最大的悲劇在于他們需要有管轄他們的人，需要一個頭目。沒有人知道這個頭目的權(quán)力究竟有多大，唯一確切知道的是你不能控制他，而他卻要扼殺你的自由。更糟糕的是并不存在絕對的自由，過去不存在，現(xiàn)在也不存在，但是人們還是以為它真的存在而去尋求它，并為此付出高昂的代價。

我感到有責任告訴讀者，我堅信蘋果生長的目的就是為了讓人采摘，星期五也是可以吃肉的。我更有責任要使讀者知道，在我不懂得什么叫做權(quán)力的同時，我卻理解那些反對、譴責和拒絕接受權(quán)力的人，特別是那些反抗暴政的人。我把反對暴君看做是對人的誕生這個奇跡的最好利用；而對那些在暴政面前俯首貼耳、默不作聲，甚至拍手叫好的人，我認為他們作為人早已名存實亡。我認為人類尊嚴最美好的紀念碑是我與我的同志亞歷山大·帕納古里斯在伯羅奔尼撒半島上見到的一件事。那是1973年夏季，帕帕多普洛斯還在臺上，帕納古里斯帶我去見一些抵抗運動者。我們所見到的不是一座偶像，也不是一面旗幟，而是三個字母ΟΧΙ，希臘文的意思是“不”。這三個字母是一些渴望自由的人在納粹法西斯占領(lǐng)時期在樹上寫下的。30年來，這個“不”字一直保存在那里，雖然日曬雨淋卻不褪色。軍政府的上校們曾經(jīng)用石灰漿涂抹掉它，但是，像變魔術(shù)一樣，雨水和陽光很快溶化了石灰。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三個字母又頑強地、無視一切地和不可磨滅地重新顯露出來。

是的，這本書沒有過高的要求，它只指望成為一段由30來位大人物提供的當代歷史的直接見證。他們中間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象征性的意義。雖然新版本要比原來的版本豐富，但再版時我并沒有重新加工。我只是在每一篇的前言中作了一些修正和補充，有的地方只是改變了動詞的時態(tài)，也就是把原來的現(xiàn)在式改為過去式。根據(jù)同樣的原則我在新版中增加了于原書出版后進行的另外十次最重要的采訪的記錄]。這十次采訪的對象是朱利奧·安德烈奧蒂、喬治·阿門多拉、馬卡里奧斯大主教、中央情報局的頭子威廉·科爾比和他的對手奧蒂斯·派克、圣地亞哥·卡里略、阿爾瓦羅·庫尼亞爾、馬里奧·蘇亞雷斯和亞馬尼。顯然，時間會使我對某次采訪的印象及對某個人的看法有所加深和發(fā)展。但是，如果我采用后來的觀點來評論事情，就會使它們失去作品作為記錄當時當?shù)厍闆r的文獻的價值，使它們失去真實性，就像一張經(jīng)過修改的照片一樣。只是在象征性地結(jié)束此書前，在介紹關(guān)于對亞歷山大·帕納古里斯的訪問時，我認為有必要加一段有關(guān)他的事。這不是出于個人感情，不是因為阿萊科斯曾經(jīng)是我生活中的伴侶，而是由于道義上的原因。他是被本書所揭露、譴責和憎恨的權(quán)力所殺害的。因此，在他被害后，我更希望讀者閱讀這本書，想到那個在伯羅奔尼撒島的樹上頑強地、無視一切地和永不磨滅地重新顯露出來的“不”字。

1997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