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寫作費正清中心歷史的過程中，我遵循了兩個關鍵的研究路線：文本研究和人物訪談。

為了編寫中心年表和活動記錄，我收集了所有的年度報告。其中包括費正清寫給文理學院院長邦迪的備忘錄：《中國經(jīng)濟和政治研究：第一年工作總結》。這份長達四頁的備忘錄寫于1956年10月16日，講述了費正清于1955年設立的一個新的研究項目，以便更好地使用他所獲得的卡內(nèi)基基金會和福特基金會的資助。利用這個機會，費正清在備忘錄中介紹了美國對現(xiàn)代中國的研究現(xiàn)狀。他將其視為一個“領域”，并寫道，這個領域非常寬廣，有很多能被研究的課題；同時，這一領域也需要多方面的開拓，比如建立相關文獻的圖書館以及編輯基本書目。其次，他指出該領域缺乏具備必要技能的研究人員。他認為必須具備的研究素養(yǎng)包括漢語嫻熟、專業(yè)基本功扎實、思想成熟。他注意到的第三個問題是該領域的研究中缺乏像樣的領軍人物，因為當時在美國的大學里只有很少幾位成功奠定了自己學術地位的現(xiàn)代中國研究專家。這些方面都是費正清在此后二十年里竭盡心力去改善的。

繼第一封信之后，從1956年起，正式的年度報告每年都編纂出來并報給文理學院院長。直到1999年，年度報告僅僅用打字機打出很少的幾份，并且只在小范圍傳閱。報告的格式和信息匯總的方式每個主任都有所不同。一些主任傾向于記述中心的活動和中心遇到的問題，而另一些主任則傾向于用較為簡短的敘述配上附錄，在附錄中列出例如各種會議的日程表之類的信息。許多報告列出了中心最近的出版物，這是中心活動的一個重要方面，而且費正清本人似乎也頗為自豪。雖然有的報告只有四五頁的長度，有的則長達三十頁。盡管這些年度報告總會提及研究基金和財政狀況，但從未附上一份完整的年度預算表。從1999～2000年度裴宜理擔任主任的時候開始，年度報告開始使用彩色的封面和封底，很像美國公司的年報。這些報告用打印機打印出來，有機會閱讀報告的讀者范圍也進一步擴大了。信息的種類和主要關注點與前期的打字機打出的報告一樣，不過措辭更為審慎而且明顯是針對更廣泛的讀者群的。從那時起，打印出來的年度報告被放在中心的接待處供公眾閱覽，郵寄給中心的特聘研究員，送給訪問學者和來訪的團體。同樣的報告也呈送給文理學院院長。

為了編輯一份完整的年度報告集，我去了哈佛檔案館。除了早期的年度報告的復印件，檔案館還保留了費正清中心的前身——東亞中心（CEAS，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和東亞研究中心（EARC，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這兩個時期遺留下來的很多歷史記錄、行政文件、備忘錄等。此外，檔案館還存有來自各種上級機構如地區(qū)研究委員會和東亞研究委員會（Committee on East Asian Studies）的文件。東亞研究委員會是東亞研究理事會（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的前身。費正清和傅高義的文件非常有用，包括了大量的私人信件、中心執(zhí)行委員會（executive committee）的會議記錄，以及中心發(fā)布的宣傳冊和手冊，還有有關這兩位主任所關注的差不多所有議題的信息等等。我還獲準有限度地閱覽文理學院院長有關中心早期的文件。除學校檔案館的文件外，我也利用了費正清中心的文件檔案作為補充。費正清中心的文件檔案在2002年搬出柯立芝樓前被清理了一部分，在2005年遷入政府和國際研究中心樓前又被清理了一部分，但是中心仍然還有很多文獻，包括過去和現(xiàn)在中心的特聘研究員簡歷以及他們寫給中心的信函。這些文獻展現(xiàn)了多年來不同學者為中心發(fā)展作出的貢獻。哈佛學生的報紙《哈佛紅》（Harvard Crimson）在網(wǎng)上公布了他們過去的期刊，有一些在線歷史問題研究資源可以用，這些為研究某些事件發(fā)生的背景和氛圍提供了好材料。我采訪過的一些個人也從他們的檔案中提供了額外的書面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