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指出:宋王朝沒有政治。這就是說,國家沒有真正的治理者。儒家文化的根本缺陷,在于其目標(biāo)是培養(yǎng)道德模范和文人,而非日益近代化的國家治理者,儒家學(xué)說作為政治學(xué)是不合格的,因此,在這種思想文化體系中培養(yǎng)出來的官員,作為“治理者”也都是不合格的。王安石的文章開篇即痛陳中國沒有人才,而他所謂的人才,并不是指文人,而是指治理者,并不是指儒家意義上的“好人”,而是指政治家,即治國理政的人才。他認為儒家文化培養(yǎng)出來的,只能是口?蓮花的文人和獨善其身的“好人”,而不是治理者,這就是他所謂:從造就治理者的角度看,儒家學(xué)說之于人才的“教、養(yǎng)、取、任”,皆不得法,甚至可以說是一塌糊涂。

王安石之所以被稱為中國政治改革的第一人,就是因為他提出了培養(yǎng)、選拔、約束和監(jiān)督治理者的一整套辦法,即他力圖將治理者從“文人”和“好人”中剝離出來,造就一支職業(yè)化的治理者隊伍,從今天的角度來說,他的這一舉措可以被稱為“政治的理性化”。

王安石希望造就一支職業(yè)化的治理者隊伍,以此加強宋的國家能力,然而,在與龐大的?大夫階級的對抗中,他失敗了。

像中國此后進行的一系列改革一樣,王安石的改革也是自上而下的改革,這種改革無一例外地不能觸動中國基層,尤其不能觸動長期把持中國基層稅收、司法、財政和軍事的基本力量--胥吏階級。

胥吏是從唐代的“役法”中演變而來的,按照役法,基層的事務(wù)是由人民輪流擔(dān)任的,國家并不發(fā)給俸給,而唐中期以降,基層事務(wù)已由專任的事務(wù)員來把持,他們的收入不是來自國家,而是來自辦事獲得的“好處費”,而這種把持基層的事務(wù)員,也就是胥吏。

實際上,國家治理者的缺位,其造成的最為深刻的弊端,尚不在困擾著王安石的“上層”,而在基層政治的瓦解或者在于胥吏之害,它導(dǎo)致的結(jié)果就是所謂“官無封建、吏有封建”。

南宋的改革家葉適說:“何謂‘胥吏之害’?從古患之,非直一日也。而今為甚者。蓋自崇寧極于宣和,士大夫之職業(yè),雖皮膚蹇淺者亦不復(fù)修治,而專從事于奔走進取,其簿書期會,一切惟胥吏之聽。而吏人根固窟穴、權(quán)勢熏炙、濫恩橫賜、自占優(yōu)比。渡江之后,文字散逸,舊法往例,盡用省記,輕重予奪,惟意所出。其最驕橫者,三省樞密院,吏部七司戶刑……故今世號為‘公人世界’,又以為‘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者,皆指實而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