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歷史是辯證發(fā)展的:五百年來,正是西方世界的戰(zhàn)亂不休、彼此攻伐,正是曠日持久的社會革命和階級斗爭,方才鍛造出西方船堅炮利、強烈的民族國家意識、集體意識、集團意識、黨派意識和階級意識,而恰又是數千年來中國的總體和平穩(wěn)定,最終卻鑄就了中國人的各自為政、無為而治、自由放任和“一盤散沙”。

1938年,延安。在黃土覆蓋的低矮、局促的窯洞中,在一盞明亮的油燈下,毛澤東與梁漱溟促膝相談、通宵達旦。?當時的梁漱溟的質疑是:中國傳統社會與西歐相比,既以“倫理”為本位,則中國何來階級?既無階級,何來階級斗爭?何來以階級斗爭的方式,完成社會組織化改造之必要與必然?*

當年的毛澤東并沒有能夠說服固執(zhí)己見的梁漱溟,是中國現實和世界歷史的進程本身說服了梁漱溟,或者說:是梁先生自己的智慧和良知說服了他自己。晚年的梁漱溟曾經感慨萬千地說:回想當年的爭論,我是錯誤的,毛主席則是正確的,所謂千古遺恨者,乃是如今毛澤東、周恩來已經作古,我已無機會向他們訴說自己遲到的覺悟與覺醒。

其?,早在上世紀50年代的《中國建國之路》中,梁漱溟便已坦白地(盡管內心有些不情愿)概括說:“原來集團引起斗爭,斗爭促成集團。集團實與斗爭相聯,而散漫則與和平相關。”*

而這便是對中西異途,中國社會組織能力何以持續(xù)下降這一根本問題的最簡明扼要的回答。

這一論斷、這一回答的實質,即是回到了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開篇就提出的基本原則:“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p>

沒有“他們”,何來“我們”?沒有“帝國主義”,何來“中國之命運”?沒有三座大山,何來人民革命?沒有反動派,何來人民?沒有斗爭,又何必要“組織起來”?

唯有依托強烈“敵友意識”的斗爭實踐,人民才能被最大程度地組織動員起來,人民的力量才會被有效地激發(fā)會聚在一起,只有在愚公移山、挖山不止的接力壯舉中,團體的認同才能獲得最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