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眾路線則不同,它要求決策者必須主動深入民眾,尤其是底層民眾。在傳統(tǒng)中國,民眾的利益表達和參與顯然沒有一席之地。如孔圣人便有“民可使由之”、“禮不下庶人”的主張。也許有些人會舉出從孟子到黃宗羲等民本主義者來證明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包括自由主義和民主的成分。不錯,孟子貴民,認為政權(quán)轉(zhuǎn)移及政策取舍都應該考慮人心之向背。但是,盡管孟子重視民意和輿情,但我們翻遍一部《孟子》卻也找不到關于底層民眾利益表達和參與的只言片語。?概孟老夫子認為民心靠君主用心去體會足矣。黃宗羲比孟子晚生近兩千年,是明末清初民本思想的領軍人物。他在其代表作《明夷待訪錄》中對君主專制發(fā)起了猛烈的攻擊。不僅如此,黃宗羲還參照明代政治之流弊,提出了以“貴民”為基本理念的一整套變法建議,涉及國體、官制、學校、選舉、兵制、田制、財計等諸多方面。不過這些想法的核心是“分治”,即讓地方勢力和宰相來制衡君權(quán),民眾的參與絕不在其視野之內(nèi)。

在領導中國革命的過程中,共產(chǎn)黨最大的貢獻之一就是告訴老百姓,“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干,誰干?”*開始時,群眾受千年傳統(tǒng)的影響,完全沒有參與的意識,必須由共產(chǎn)黨在與他們緊密接觸中對他們進行思想教育、動員。群眾路線就是在這個背景下形成的。

今天,民眾的參與覺悟已大大提高,但受資源約束,不同人群的參與程度差別很大,社會的中間偏上階層遠比普通工人、農(nóng)民參與得多得多。這在有關個人所得稅減免額的討論中很明顯。因此,今天,還是應大力提倡群眾路線。而且,公眾參與與群眾路線并不矛盾,完全可以互補。如果在我們的制度里,同時加強公眾參與與群眾路線這兩方面的制度建?,則完全可以創(chuàng)造出全新的、中國式民主政道。

總之,如果把政體與政道區(qū)別開來,如果分清“代表性”與“回應性”,如果對“需求”與“要求”加以辨析,我們回顧中國的過去、評價中國的現(xiàn)在、想象中國的未來恐怕就會不一樣,會是另外一種嶄新的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