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事實表明,甚至在今天階級斗爭已然展開的條件下,中國共產黨人都不想退出國民黨,那么這不意味著不應該退出,而是因為那里有一個馬爾丁諾夫馬爾丁諾夫(Александр Самовойлович Мартынов,1865—1935)俄國革命參加者,1884年起為民粹派分子,19世紀90年代為社會民主工黨黨員,1900年起為“經濟主義”思想家,1903年起為孟什維克思想家,1907—1912年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委員,1923年加入布爾什維克,從事雜志編輯工作。——譯注的黨。我擔心,事情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如此。那時對我們來說,任務可以歸結為從馬爾丁諾夫的黨中吸引出真正的革命分子,不僅在國民黨外,而且也在今天的中國“共產”黨之外建立布爾什維克黨。我這是假設,因為中國共產黨內真正的力量相互關系,我不了解,由于任何一方都沒有明確清晰地提出問題,這一相互關系此前也未必能完全暴露出來。如果我們想嘗試拯救中國共產黨,避免它徹底的孟什維克退化的話,我們沒有權利把退出國民黨的要求拖延一天。
您建議局限于共產黨走出地下狀態(tài)的口號,這是回避問題。走出地下意味著破壞國民黨的規(guī)定。怎么走出?以秘密的方式?不預先警告?不嘗試與國民黨談好新的相互關系?不與左翼達成協議?但這是最壞的破裂形式,它將被說成是背信棄義。須知我們在中國不是從一張白紙開始,關于共產黨與國民黨的相互關系問題已然經過方方面面的討論,引發(fā)過沖突,改變過決定,制定了確定的章程。不考慮昨天是不行的。需要把問題提到重新審查黨章的層面上。需要讓共產黨員直接、公開地建議,在兩黨充分獨立和它們之間的協議的基礎上重新審查組織結構。沒有這樣清晰明確的問題提法,“走出地下”的策略連共產黨員自己都不能理解。須知應該讓他們明白,這個策略會導致什么結果,應該有明天的前景。當然,退出國民黨是一個痛苦的過程。耽誤的疾病總是要求更加激進的治療。害怕我們會“推開小資產階級”,是沒有道理的。小資產階級的搖擺和猶豫不決是無止境的。開始時,退出國民黨很可能會引起這樣的搖擺。但爭取小資產階級只能以明確的政策,而不是偽裝和外交手腕等。為了推行能夠贏得小資產階級的政策,需要有執(zhí)行這個政策的工具,即獨立的政黨。
因而,我們的結論如下:
一、承認共產黨繼續(xù)留在國民黨內,對無產階級和革命有致命的危險,首要威脅就是中國共產黨將徹底退化為孟什維克黨。
二、承認為領導中國無產階級,為爭取影響工會進行的系統的斗爭,為領導無產階級影響農民群眾的斗爭,需要完全獨立的,即真正的共產主義的(布爾什維主義的)黨。
三、關于共產黨與國民黨協調行動的方式和方法的問題,應該完全服從于黨的獨立性的要求。
四、中國共產黨所有真正的革命分子應該推出上面指出的行動綱領,要求自己的中央委員會對國民黨和工人群眾提出充分地、開誠布公地重新審查組織關系的問題。與此同時,共產黨人應該處處“走出地下狀態(tài)”,即事實上作為一個獨立的政黨進行工作。
五、應該在中國共產黨的組織獨立和階級政策充分獨立的口號下,在布爾什維克與中國共產黨內的孟什維克做無情斗爭的基礎上,籌備它的代表大會。
列·托洛茨基
1927年3月4日
關于中國革命譯自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оппозиция в СССР,т2,стр200—202。
我承認,當前最讓我擔心的是中國的形勢。剛剛收到電報,說上海已經被國民革命軍占領。國民政府的領土越大,國民黨就越是具有執(zhí)政黨的性質,它就更加變成資產階級的黨。在這方面,上海納入國民政府的領土簡直具有決定意義。
同時讀了加里寧加里寧(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ич Калинин,1875—1946)老布爾什維克,1919年繼雅可夫·斯維爾德洛夫任全俄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主席,1922年起為蘇聯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主席,1938年起為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g注和魯祖塔克魯祖塔克(Ян Эрнестович Рудзутак,1887—1938)老布爾什維克,1920年起任鐵路工會中央委員會主席兼全俄工會中央理事會總書記,全俄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土耳其斯坦委員會主席,1923年起任俄共(布)中央書記,1924—1930年任交通人民委員,1926年起任蘇聯人民委員會和勞動國防委員會副主席,1931年起任聯共(布)中央監(jiān)察委員會主席和工農檢查人民委員。1920年當選黨中央委員,1926年取代季諾維也夫為政治局委員,至1932年。1934年起為政治局候補委員。在清洗中未經審判被處決?!g注的講話,他們闡述和重復了這個觀點,國民政府是“中國所有階級的政府”(一字不差?。?。這就表明,在中國可以存在超越階級的政府。馬克思主義被徹底忘掉了。列寧關于民主革命的提綱(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也被忘掉了。在《真理報》上讀到這些東西時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再讀一遍,再重讀一遍……須知在這個問題上,加里寧和魯祖塔克充分反映了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更確切地說,是共產國際今天的中國問題政策。中國國民革命的成就越大,在今天的政策下等待我們的危險就越大。(會有這樣的聰明人,他從這些話中得出結論,
說我反對中國的“豐收”,托洛茨基在批評多數派的經濟政策時指出,在工業(yè)嚴重落后,工業(yè)品極端匱乏的情況下,農業(yè)豐收會產生不利的影響,被多數派歪曲為他反對農業(yè)豐收?!g注即反對中國國民革命的勝利。)
今天的政策是錯誤的,甚至哪怕是從“純國家”的角度來看待問題,在“撇開”在關于“一國社會主義”理論爭論時,布哈林在一篇文章中說:“如果撇開國際事務,我們是否能夠建設社會主義并建成社會主義?!蓖新宕幕爸S說:“你能夠撇開天氣和民警,在1月的嚴寒天氣中赤身裸體地在莫斯科大街上行走,但天氣和民警不會撇開你。”——譯注世界革命的情況下,也是如此。無須懷疑,中國國民政府控制了廣闊領土之后,直接面對巨大困難的任務時,它就會感到對外國資本的需要,天天都將與工人發(fā)生沖突,它就會急劇向右轉,轉向美國一邊,也在一定程度上轉向英國。此時,工人階級沒有領導,因為不能認為國民黨的“共產黨”的蛇足是工人階級的獨立領導,而且一直向后者灌輸,國民政府是所有階級的政府。我們原來是孵鴨崽的老母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