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就學術研究來看，好萊塢和科幻小說難登大雅之堂。不過，這類主題也吸引了一些相當有名的作家。羅伯特·穆齊爾在其德文代表作《沒有個性的人》（The Man without Qualities）中，對人類的反事實思考傾向有大段思考：

如果存在所謂的現(xiàn)實性（誰都不會懷疑這一點），那么就必然存在可能性。任何一個能夠感知到可能性的人都不會說某事已發(fā)生、將要發(fā)生或必然發(fā)生。他會略作思索，然后說某件事可能會或應該會發(fā)生。如果有人告訴他某件事情本來就應該如此，他會想：嗯，好吧，不過這事也大有其他可能。所以，對可能性的感知完全可以定義為思考事情發(fā)展的潛在可能、平等看待現(xiàn)實性和可能性的能力……（因為）可能性還包括……上帝未曾顯露的意圖。一種可能的經(jīng)驗或真理并不等同于現(xiàn)實的經(jīng)驗或真理減去其“真實值”……在推崇可能性的人看來，可能性是一種神性的體現(xiàn)，飽含激情與崇高的精神，是對烏托邦式理想的執(zhí)著，從不在現(xiàn)實面前屈服，現(xiàn)實反而……更像是一種虛構。

不過，正如穆齊爾提到的，總還是有人質疑這種對可能性的推崇：

很不幸的是，這樣一種傾向的結果常常會讓別人的喜好與禁忌都顯得不合理，甚至連是非判斷都顯得不重要了。據(jù)說這些可能論者活在一個更精致的網(wǎng)絡里，朦朧的幻想、想象、假設無處不在。一旦這種傾向在孩子身上有所表現(xiàn)，人們立刻就會想方設法地去消除它。當具有這種傾向的人出現(xiàn)時，人們通常認為他們是瘋子、膽小鬼、自大狂、吹毛求疵者或者幻想成癖。當需要對這些可憐的傻瓜表示贊賞時，人們有時候會管他們叫理想主義者。

這番話可以說恰到好處地概括了幾代歷史學家的態(tài)度，用E·H·卡爾（英國史學家）充滿輕蔑口吻的話來說，“反事實”的歷史不過是種無關痛癢的室內(nèi)游戲、海闊天空的侃大山而已，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至于那些以“如果……”開頭的問題根本就不值得一提。去思考“可能會發(fā)生什么”就等同于認可“壞國王約翰”或“克麗奧佩特拉的鼻子”之類的歷史理論，而且表現(xiàn)的是一種失敗者的心態(tài)：

許多人直接或間接地因布爾什維克的勝利遭受了這樣那樣的痛苦……他們希望表達自己的不滿和反對；當他們閱讀歷史時，這種情緒表現(xiàn)為恣意想象那些更合他們心意的事件的發(fā)生……這純?nèi)恢皇乔榫w化與非歷史的反應……一個群體或一個國家如果正處于歷史發(fā)展過程中的低谷而非高峰，強調(diào)歷史偶然性的理論就會盛行。這好比在成績不好的學生看來，考試就是一場賭博，得分全憑運氣……歷史……是人類所作所為的記錄，它并不會浪費筆墨在人類沒有做或未做到的事情上……歷史學家關心的是那些成就了某件事的人。

在職業(yè)歷史學家那里，仍然相當普遍地彌漫著對“反事實”觀點的敵意。E·P·湯普森甚至將“反事實虛構”看做是“非歷史的廢話”而不予理會。

可以肯定，即使像英國馬克思主義者卡爾與湯普森等人那樣在最寬泛的意義上來理解“決定論”，也并非所有的歷史學家都稱自己為“決定論者”。持歷史決定論的人認為一切事件都以某種方式被預先安排了，所以已經(jīng)發(fā)生的事件原本就必然發(fā)生。這與相信狹義因果論有重要區(qū)別。因果論者認為因果關系呈鏈性或線性發(fā)展，任何事件都是其“命定”前因的唯一可能的后果。但不是所有的因果論者都像19世紀的許多決定論者那樣，認為歷史或者事件的發(fā)生都有一種目的或有特定意義的指向。宗教歷史學家、唯物論者和觀念論者之間存在深刻的不同。宗教歷史學家將事件的最終原因（但不必然是唯一原因）歸結到神身上；唯物論者通過類似或派生于自然科學的術語來理解歷史（比如普遍法則）；而對觀念論者來說，過去的“思想”通過歷史學家的想象向一種可理解的（常常是目的論的）結構轉化，這便是歷史。盡管如此，他們超越了這些分歧達成一個共識，都從根本上拒絕以“假如……”開頭的假設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