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就是瞻前顧后；的確，即將到來的一切早已在當下等候著，無形卻確定，一切已事先安排好，無可避免；前事也好，后事也好，只有在兩者的結(jié)合中才能找到其意義……（人類）生活在兩個永恒之間，而且……他將欣然在與整個未來與整個過去之間的……清醒明確的關(guān)系中找到完整的自己。

事實上，直到世紀之交，英國歷史學家伯里、費希爾和特里維廉等人的工作才讓我們看到一個盡管簡單但很完整的針對決定論的假設(shè)，其中甚至還包括了隔代遺傳下來的卡萊爾式加爾文主義。世紀之交牛津?qū)W派的歷史學研究對偶然性作用的強調(diào)也許更多是受反加爾文主義而非其他學說的影響，引來了很多爭議。伯里和費希爾提出，查爾斯·金斯利所謂的人類“違反自己現(xiàn)有法則的神秘力量”是一種新的歷史哲學。費希爾在其《歐洲史》的前言中直率地承認：

比我更明智博學的人已經(jīng)注意到，歷史中有情節(jié)、節(jié)奏和預定的模式。我沒能發(fā)現(xiàn)這般隱藏著的和諧，而只能看到突發(fā)的事件就像一層層波浪推進般相繼不斷地發(fā)生……進步不是一種自然法則。

于是，費希爾提議歷史學家“承認偶然性與意外時間在人類命運發(fā)展中的作用”（盡管他是否在自己的著作中做到了這一點還有待討論）。伯里則做得更多，他在《克麗奧佩特拉的鼻子》一文中提出了一種有關(guān)完全成熟的理論—這種理論把偶然性定義為“兩個或兩個以上獨立的原因鏈的重要沖突”，原因鏈所涉及的是一系列具有決定性卻偶然發(fā)生的歷史事件，包括那些被認為是因為同一個鼻子所引發(fā)的事件。這在實際上代表了一種調(diào)和決定論和偶然性的嘗試：在伯里復雜的規(guī)定中，“偶然巧合的成分……在對事件的決定性力量中有所輔助”。然而伯里和費希爾都沒有進一步去具體探究歷史發(fā)展的別種可能性，盡管二人可能在不同重要性的不同問題上有所沖突。伯里的確證明了他的觀點通過提出“隨著時間的推移……偶然性事件……在人類進化過程中變得不那么重要了”，原因在于人類征服自然的力量日益增強，以及民主制度對個體政治家的約束。這聽上去就像穆勒或托爾斯泰對于自由意志衰退的說法那么可疑。

特里維廉在其論文《克里奧女神》中更進一步，認為“人類生活中的因果關(guān)系學”是“對物理科學的錯誤類比”，應完全摒棄。歷史學家可以“對因果關(guān)系作出歸納和猜想”，但首要任務應該是“講故事”：“毫無疑問……（克倫威爾）的行為是有其影響的，就好比是推動潮汐起落的層層波浪之一，但……他們最終是成功還是失敗……很大程度上決定于偶然性，而這偶然性是無法量化的?！睂μ乩锞S廉來說，戰(zhàn)場最能說明這一點：

機遇從眾多地方中挑選了這一處作為戰(zhàn)場……從而扭轉(zhuǎn)戰(zhàn)爭局勢，決定民族和信仰的命運……在瞄準那個村莊的尖塔的攻堅戰(zhàn)中，若不是某個誠實的士兵充滿了勇氣或者是一時走運，我們現(xiàn)在肯定會把戰(zhàn)斗失敗的原因歸于無論如何都無法逆轉(zhuǎn)的“必然趨勢”。

這種方法影響了下一代歷史學家中著名的A·J·P·泰勒。他不厭其煩地強調(diào)偶然性（“錯誤與瑣事”）在外交史中的作用。盡管他很清楚，“指出原本應該做什么并不是歷史學家的義務”，但他還是非常樂于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