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和20世紀的私有財產逐漸落入大業(yè)主手里。進入18世紀后，社會不斷進步，開始隱約出現(xiàn)獨立自治，宗教沖突和戰(zhàn)爭隨著最后一個英國“強弓手”的離開而消失。文化開始興盛，約在公元400年，宗教不寬容因為圣帕特里克的消失而停息。此后我們進入了英雄與神的偉大時代。

正如拉塞爾對歷史的這番“戲謔”，這只不過是民族主義者錯誤地顛倒時代的“神話歷史”。

小徑分岔的花園

過去就像一場真實的棋局或游戲一樣，它是不同于小說或戲劇的，它沒有一個預定的結局。它不是某個出色或平庸作者的作品；存在的只有人物，而且不像在游戲里那樣，它的人物數(shù)量眾多。沒有情節(jié)、沒有所謂必然的“完美秩序”，只有結局，各種各樣的事件同時展開，有些瞬間即逝，有些則貫穿一個人的人生。關于這一點，羅伯特·穆齊爾再次明確指出了嚴格的歷史與故事之間的不同。在《沒有個性的人》“何不虛構歷史”一章中，烏爾里希搭乘有軌電車時有這樣一段頗具象征意味的思考：

數(shù)學問題上并不承認存在任何一般解，但允許有特定解。特定解的結合能讓我們離一般解更近一步……他將人生問題也看做這樣此類數(shù)學問題之一。所謂的時代……涉及如此廣泛、如此無序、如此多變的條件，差不多相當于做數(shù)學題時為尋求解答而進行的一連串亂七八糟的嘗試。這些嘗試不盡如人意而且（單個看）完全是錯誤的，人類也許能通過它們找到正確和完整的解答，但前提是學會把它們整合起來……想想看，歷史是多么奇怪啊……湊近了觀察我們的歷史，它看上去可靠而令人生厭，就好像一片半凝固的沼澤；而相當奇怪的是，最后居然出現(xiàn)了一條可以穿過它的路，沒人知道這條“歷史之路”起于何方。這種“身為歷史的材料”的想法讓烏爾里希很憤怒。他置身的這個發(fā)亮的、晃晃悠悠的大箱子對他來說就像是一個機器，把好幾英擔重的人搖來搖去，造出所謂的“未來”……念于此，他開始厭惡起這種對變化與條件的軟弱接受，厭惡起這些無助的同胞，厭惡起若干世紀以來的零散凌亂、逆來順受、無人類尊嚴可言的隨波逐流。他不由自主地從座位上起身，下車步行走到目的地。

烏爾里希不認為“世界歷史是一個故事……發(fā)生、發(fā)展都如同其他故事一樣”，因為“作者的寫作毫無新意，不過互相抄襲而已”。相反，“歷史……的發(fā)生通常沒有所謂的作者。它的發(fā)展不是從中心點而是從外圍即次要原因開始的”。而且，歷史的展開方式從根本上就是混亂的，就好像一列士兵悄聲耳語地傳達“軍士長站至列首”的命令，到最后卻變成了“立刻槍斃8個騎兵”。

如果這一代歐洲人在幼年時被移送到公元前5000年的埃及，留在那里生活，公元前5000年的世界歷史又會從頭開始，起初沒什么變化，然后由于某些不為人所知的原因，逐漸有了變化。

所以，世界歷史的法則就是“漸進發(fā)展”：

歷史的過程……不像打臺球，一旦被擊中就會朝一個確定的方向滾動；正相反，它如同浮云掠過或街上閑逛的人—因為某處陰影繞到這里又因見到人群拐到那里……—最終到達一個自己沒聽說過也沒打算去的地方。歷史的過程天生就有某種偏離的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