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兒子出生后，我決定離開《紐約時報》，這樣能有更多時間盡母親的義務。我最近算了一下這個決定讓我損失了多少錢。

我干了近20年全職工作，其中8年在《紐約時報》。我離開時，年薪約5萬美元，此外還有演講、撰稿的收入和新聞獎的獎金。如果沒有孩子，我可能會再干至少15年，當然也可能會提早退休，另謀新路。如果是這樣，我會拿到一筆退休金。但由于離開了報社，沒有干夠要求的10年時間，因此我失去了這份退休金（現在法律已將雇員的退休金資格改為工作滿5年。）

離開報社后，我每年自由撰稿，平均收入約1.5萬美元。即使是非常保守的估計，我也損失了60萬到70萬美元，這還沒算損失的退休金。我當時沒完全意識到后果，只當休了個短假，以為過幾年就能重返崗位，不然靠寫書和其他工作也能有不菲的收入。但我錯了，結果是損失了預期中一多半的收入。在股市火暴的歲月，把這些錢投在股票上會像野葛一樣翻番。保守地估算，它會在我的晚年每年帶來5萬到6萬美元收入。

當時，我從沒坐下來算算經濟賬，從沒把錢與母親的職責聯(lián)系在一起，也沒想靠丈夫養(yǎng)活我們。如果當初讓我權衡，是為兒子的童年，還是為《紐約時報》再干10或15年，我猜金錢的考慮也許會使天平傾斜?？墒牵斈暾斨e的代價也未免太高了。

我支付的媽媽稅在受過教育的中產階層婦女中很有代表性。經濟學家雪莉·伯格拉夫算了一筆賬：如果夫婦倆每年合掙8.15萬美元，兩人一樣能干，而一旦有了孩子，他們就得損失135萬美元。損失主要是看孩子的一方造成的。在一個中等收入家庭，夫妻有一人做銷售代理，年收入3萬美元，另一人做非全日的計算機咨詢，年收入1.5萬美元，這樣媽媽稅就有60萬美元。生養(yǎng)子女其實對公眾有益，因為給國家增添了勞動力，但這卻要承受不合理的懲罰。

 哪兒的媽媽稅最低？

我們可以把母親的需求添加在物品清單上，就像食品和服裝那樣，法國人最擅長此道。每一位研究家庭政策的人在離開法國時都會帶走這樣一句輕松的話：人生在世，穿衣吃飯。

這個國家的福利開銷占GDP的比例是美國的兩倍：29%∶14%。這些錢大多是資助母親兒童。每個法國母親無論貧富，無論已婚還是單身，都享受兒童免費醫(yī)療和現金補貼。補貼由母親支配，甚至可用來雇保姆。如果是持證上崗的保姆，政府甚至還負擔保姆退休金的份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