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始，不僅她申請靈活作息時間的要求被拒絕，而且隨著公司大量裁員，她的工作量反而增加了。1992年底，失望的戴利又聽說安泰的主席羅納德·康普頓由于支持家庭產(chǎn)假計劃而獲全美婦女決策委員會頒發(fā)的“好男人”獎，不禁火冒三丈。（安泰公司連續(xù)作為雇用母親的最佳公司被列入《上班族媽媽》雜志的年度排行榜，1992年又被家庭和工作研究所吹捧為全美4個“對家庭最友善的公司”之一。）

戴利給康普頓草草寫了張便條，說：“提到支持媽媽們靈活的時間安排，公司離獲獎還遠呢?！北銞l最后寫道：“其實安泰的員工還享受不到既能照顧家庭又不犧牲事業(yè)的選擇。繼續(xù)在安泰職員和全國媒體面前裝模作樣真是昧良心?！?/p>

3個月后戴利被辭退，理由是業(yè)績不佳。

她起訴了，案子到1997年才審理。安泰堅持認為，戴利丟飯碗的原因是不能勝任公司裁員（還有她生孩子）后增加的業(yè)務(wù)。陪審團的意見和安泰基本一致，而且也認為，戴利抱怨的許多員工都沒有享受到體諒家庭的作息時間，不是一個公共問題。因此，她寫給康普頓的便箋不屬于“受保護的言論”，這種言論是指使雇員有權(quán)免受報復的重要聲明。戴利輸了官司，后來的上訴也輸了。

（法庭對公司領(lǐng)導層以下的所有雇員進行了調(diào)查，得到的信息證實，1991年1月1日到1993年3月1日，那些希望一周內(nèi)有部分時間在家工作的員工曾提出申請，被批準的不足一半。多數(shù)想分擔或壓縮幾周工作的請求也都遭到拒絕。另一方面，大部分想做非全日工—通常是每周30小時—的員工卻得到許可。）

宣判后，陪審團團長對戴利的律師菲利普·斯蒂爾說，盡管大家很同情戴利，但也覺得她也許“太夸張了”。斯蒂爾對我說：“他們覺得又帶孩子又上班實在太辛苦。他們的想法是，一位母親怎能這么干，而不是公司怎能這么干？”

這讓戴利沒少破費。她算了一下，在離開安泰的5年里，她做非全日的咨詢工作，收入在9萬到15.4萬美元，比在公司要低。這還不包括安泰每年為退休津貼上繳的金額。戴利對我說：“我想如果在安泰再干10年，公司為我的津貼支付的金額就會超過2.5萬美元。到我退休時，這個數(shù)字將上升到6位數(shù)……大家應(yīng)該知道，一旦有了孩子，收入肯定要減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