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都說明胡適與梁啟超絕非泛泛之交。從胡適這邊說，與梁啟超交往，或許還有一些顧慮，不能不顧及同一陣營其他人的感受。陳獨秀就曾致信胡適，提醒他：“南方頗傳適之兄與孟和兄與研究系接近，且有惡評，此次高師事，南方對孟和頗冷淡，也就是這個原因，我盼望諸君宜注意此事?！保ㄋ缇帲骸蛾惇毿銜偶?，293頁）胡適在復(fù)信中有所辯駁，陳獨秀馬上表示：“我總是時時提心吊膽恐怕我的好朋友書呆子為政客所利用。”（同上，309頁）傅斯年也曾寫信給胡適，責(zé)問他：“你是最拜倒這滑頭文學(xué)家的，但是我不知道你所拜倒他的是什么東西，難道是研究系的勢力么？”（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上)，178－179頁）梁啟超曾批評胡適不該逃避政治，他的好朋友丁文江也幫助梁啟超做工作，終于促成了胡適的轉(zhuǎn)變，準備創(chuàng)辦《努力周報》。但他的另一些朋友，像高夢旦、王云五、張菊生、陳叔通，卻勸他不要做“梁任公之續(xù)”。他在日記中寫道：

這一班朋友的意思，我都很感謝。但是我實在忍不住了。當《每周評論》初辦時，我并不曾熱心加入。我做的文章很少，并且多是文學(xué)的文章。后來獨秀被捕了，我方才接辦下去，就不能不多做文字了。自從《每周評論》被封禁（八年八月底）之后，我等了兩年多，希望國內(nèi)有人出來做這種事業(yè)，辦一個公開的，正誼的好報。但是我始終失望了?，F(xiàn)在政府不準我辦報，我更不能不辦了。梁任公吃虧在于他放棄了他的言論事業(yè)卻做總長。我可以打定主意不做官，但我不能放棄我的言論的沖動。（胡適：《胡適文集》書信日記卷，142－14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