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小鬼”在“文革”時期先由江青叫響。1966年8月她在群眾大會上先說胡耀邦從“‘紅小鬼’變成‘膽小鬼’”。1967年4月她在“為人民立新功”的講話中又氣急敗壞地把陳丕顯“紅小鬼”罵作“黑小鬼”。另一個“紅小鬼”譚啟龍在黨的九大之前還未解放。不管怎么罵“紅小鬼”，似乎在革命人民的心目中，“紅小鬼”仍是一種親昵溫暖的愛稱。陳丕顯的同輩人和上級都不叫他名字，總叫他阿丕。難怪《長征組歌》的作者肖華上將在“文革”中被迫檢討時，總要說一句“我是一個‘紅小鬼’”！

1929年，陳丕顯、譚啟龍、胡耀邦同時參加革命，譚15歲、胡14歲、陳13歲。他們都做過地方兒童團的工作。三個人在肅反過程中都被打成過“AB團反革命分子”，丕顯叔叔又多了一項罪名——“參加了社會民主黨”。他們?nèi)齻€人最后均僥幸存活下來。

譚啟龍伯伯的回憶錄中，說到1932年年底，省委政治保衛(wèi)局把他和父親列入“AB團”反革命分子名單，在生死危亡之際，馮文彬同志敢作敢當把他們兩人帶到中央蘇區(qū)，脫離了險境。譚伯伯以后沒有再受審查，我父親仍然在被審查之中，這使他很苦惱。一次少共中央書記顧作霖到我父親所在單位指導(dǎo)工作。一天晚上我父親鼓足勇氣，敲開他的房門，向顧作霖同志訴說了他的家庭、經(jīng)歷，如何參加共青團，如何離家來到蓮花縣蘇區(qū)。激動之處，竟已是邊訴邊哭起來。顧作霖聽了大半個晚上，也是動容非常。他也不相信一個14歲的兒童出來參加革命，有什么根據(jù)去當特務(wù)加入反共的AB團，他看出了父親的巨大痛苦和委屈，斷然作了不再繼續(xù)審查他的決定，分配了他的工作。

1933年，我父親和陳丕顯同在瑞金的中央蘇區(qū)團中央兒童局工作，同吃同住，朝夕相處。他們在兒童團共事的時候，丕顯叔叔是我父親的上級。他是團中央兒童局書記，賴大超同志負責(zé)組織工作，李秀英同志負責(zé)福利工作，我父親負責(zé)宣傳并兼《時刻準備著》雜志的主編。他們一日只能吃兩餐飯，吃的菜既無油又缺鹽，但革命熱情很高，生活也很愉快。

當時的兒童團就是現(xiàn)在的少先隊，兒童局就是現(xiàn)在的團中央少工委。凱豐任少共中央局書記，劉英任組織部長、宣傳部長，張愛萍任少先隊中央總隊長。1933年8月，他們結(jié)識了毛澤覃同志。毛澤覃是作為“鄧毛謝古”幫派被批判的重點對象。因有被共同打擊的經(jīng)歷，他們之間的共同語言很多很多。此時毛主席也因“右傾”離開反圍剿的戰(zhàn)場而賦閑，經(jīng)常來看他這個倔強的胞弟。以后，丕顯叔叔調(diào)往閩贛負責(zé)團省委工作，賴大超同志接任中央兒童局書記，我父親升任少共中央局秘書長。

抗日戰(zhàn)爭初期，共青團隨之改名為青年救國會，我父親和丕顯叔叔又在延安會面。丕顯叔叔任中共中央東南局青年書記、青年部長，我父親任西北青年救國會常務(wù)委員，抗日軍政大學(xué)一大隊政委。革命陣營擴大了，抗日局面打開了，我父親經(jīng)過長征，丕顯叔叔經(jīng)過三年游擊戰(zhàn)爭，兩人的友誼更加深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