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期，和父親的談話，我總是張口一個階級斗爭，閉口一個無產(chǎn)階級專政，他開始還耐著性子聽。1967年上半年一天晚上，父親問起北大、社會上的“文革”情況，我又一次念經(jīng)似的說起階級斗爭長、階級斗爭短的老套套來。這一次，他開口了，開始語氣非常平靜：你翻翻《毛澤東選集》第一卷，有篇文章叫《必須注意經(jīng)濟工作》。毛主席在蘇區(qū)紅軍時期就說，“要造就一種熱烈的經(jīng)濟建設的空氣，不能見到誰談經(jīng)濟建設，就要罵為‘右傾’?！蓖蝗凰又卣Z氣，把手一揮，大聲說道：“德平！你不是老說階級斗爭嗎？毛澤東在這篇文章中還說經(jīng)濟建設‘這是一個偉大的任務，一個偉大的階級斗爭’！”我還想辯解些什么，但卻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這個事雖然父親沒有完全說服我，但是對“文革”的懷疑，從這也開始了。

早在前一年的1966年8月，團中央已經(jīng)改組了。中央“文革”有人說，“團中央修到家了”，也就是說“右”得不能再“右”了?，F(xiàn)在父親這番話，是否又有“右傾”之嫌呢？但他說得那么認真、威嚴、斬釘截鐵，又指出了毛主席寫的是那篇文章、那個時間、那段話，既然戰(zhàn)爭年代都把生產(chǎn)建設視為一個“偉大的階級斗爭”，那么和平年代不是更有理由搞好我國的生產(chǎn)建設嗎？自奉為無限信仰毛澤東思想的年輕人，能不考慮嗎？父親雖沒說服我，但對“文革”的理性思考不知不覺就始于這類思想交流之中。他的教誨使我終身難忘。

1971年，當時全國上下大批資本主義，大興“斗私批修”、“消滅私字一閃念”。這時父親已從河南的“五七干?！被氐奖本m已獲“解放”，但尚未被安排工作，“賦閑”在家。那時，我還在北京第二通用機械廠工作。有一天，他從報紙上看到有些地方紛紛關閉農(nóng)村集市貿(mào)易的自由市場，不由得深深嘆了一口氣。他突然問我﹕“什么叫資本主義生產(chǎn)方式？”我當即回答說﹕“那就是有資本家、有資本還有剩余勞動?！彼謫枺骸澳悄憧催@集貿(mào)市場呢？”我說：“那也是啊！沾到錢了，沾到交換了嘛。”他說：“你錯了，你還是個大學生啊！你們學過《資本論》沒有？”我說：“沒好好學?！庇谑牵赣H詳盡地向我講解了物物交換和資本增值，分析了農(nóng)村集貿(mào)市場的交易方式與資本增值生產(chǎn)方式的本質區(qū)別。當時父親說﹕“我們現(xiàn)在老是批判資本主義、修正主義，實際上我們的馬列主義的認識水平和學習已經(jīng)降到最低點?！?/p>

有一天，父親又問我﹕“你對斗私批修怎么看？”我說：“私是萬惡之源?！备赣H問﹕“你是唯物論還是唯心論？”我說﹕“當然是唯物論??！”父親說：“不對。私心、私的觀念是意識形態(tài)問題，你不能把這個與私有制混為一談。”他說個人利益、個人的愿望這個應該是合理的。雖然還在“文革”中，父親就能夠非常清楚地把私有制和私有觀念嚴格區(qū)分開來，對當時盛極一時的“極左”路線的方針政策有著深刻的思考。所以，我的印象特別深刻。

父親在“文革”中期也常對身邊的人說道：“我不能反潮流，但總能抗潮流吧！”從“文革”的荒唐混亂之中，他更堅定了共產(chǎn)黨執(zhí)政以后必須做好經(jīng)濟工作的決心。

解決知識青年返城問題，青年人的就業(yè)問題，社會上的待業(yè)問題，這是父親進入中央領導層以后，主持參與解決的第一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