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法國著名學者艾田蒲這樣評價17世紀德國學者萊布尼茨，他說：“在1700年前后關注中國的人之中，萊布尼茨無疑是最了解實情、最公平合理的一個，他的著作也是唯一一部我們今天還可以閱讀的著作?！钡聡R布尼茨曾經(jīng)寫了一部《中國近事》，在這本書中，開篇寫道：

“全人類最偉大的文化和最發(fā)達的文明仿佛今天匯集在我們大陸的兩端,即匯集在歐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東方的歐洲。我相信,這是命運的特殊安排。大概是天意要使得這兩個文明程度最高的，同時又是地域相隔最遙遠的民族攜起手來,逐漸地使位于它們兩者之間的各個民族都過上一種更為合乎理性的生活?！?/p>

“中國這一文明古國與歐洲相比，面積相當，但人口數(shù)量則已超過。在日常生活以及經(jīng)驗地應付自然的技能方面，我們是不分伯仲的。我們雙方各自都具備通過相互交流使對方受益的技能。在思考的縝密和理性的思辨方面，顯然我們要略勝一籌。但“在時間哲學，即在生活與人類實際方面的倫理以及治國學說方面，我們實在是相形見絀了?！?/p>

《利瑪竇中國札記》中說：“中國社會的確具有某種大一統(tǒng)極權特征，自信掌握了真理與正義的皇帝，既是人民的統(tǒng)治者，又是人民的教師。他以絕對的權威和仁慈管理一個道德淳樸的民族，和諧的制度使一個龐大的國家變成一個和睦的家庭。每一個人都隨時準備為了公理與責任放棄個人的利益?！?/p>

“中國社會將教育當作維護理想的社會秩序、保證正義與公理的基礎。他們都像柏拉圖在《理想國》中那樣，詳細地制定子弟的教育計劃，嚴格地規(guī)定其道德與知識教育的內(nèi)容與方式，并開創(chuàng)了一種卓有成效的考試制度，為國家管理與公共事務遴選優(yōu)秀的人才。正是在這種意義上，中國關于孔夫子的道德哲學的教育，成為理想政治的一種形式?！?/p>

“中國的確像烏托邦社會那樣，臻于至善至福、完美無缺，因此也就無須任何改變，在幾千年的歷史上保持著某種令人羨慕的和平與穩(wěn)定。中國是一個靜態(tài)的、永恒的社會，任何災難與變故，最終都無法改變它。那些比耶穌更早降生的中國哲人們，為中國制定了道德國家的律令，以后人們便毫無改變地遵循它，將來也不會改變……”

但是，到了1793年，英國派特使喬治·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率使團來華，以為乾隆皇帝拜壽的名義，商討兩國通商，結果因跪拜禮問題最終被乾隆拒絕。馬戛爾尼這樣評論那時的中國：“中國人沒有宗教，如果說有的話，那就是做官?！?/p>

“所經(jīng)過的地方以及河的兩岸，大多數(shù)房子都是土墻草頂?shù)牟萆?。也有很少一些高大、油漆裝飾的房子，可能是富有者的住所。很少看到中等人家的房子。在其他國家里，富有者和赤貧之間，還有著許多不同等級的中等人家?！?/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