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 誠

1961年9月，我考入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學習比較努力，從圖書館借閱的書籍既雜且多，就是不愛記筆記，考試時兩門主課往往得3分，還挨過批評。自己心里不服，下個學期硬背一通，考了兩個5分。我并不覺得高興，只是證明要拿個5分不難，真正多讀點書才有點實際知識。1958年起掀起了“大躍進”運動，勞動多，政治活動多，上課徒具形式。1959年暑假，我們班為了勤工儉學，承擔了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現(xiàn)第一檔案館）整理清代乾隆朝一部分檔案的任務，地點就在我校工會俱樂部，檔案用汽車拉來，由檔案部的黃先生指導我們進行分類，然后按時間順序包裹。我們整理的是乾隆后期的檔案，其中有大量乾嘉白蓮教起義的材料；四川、貴州、湖南三省交界地區(qū)的苗民起義的材料。大約一個多月基本完成了這項工作，同學們又去“密云鋼鐵公社”勞動，我剛到工地才住一天就接到通知讓我回校進行科研，在國慶以前完成，向黨獻禮。我趕回學校，心想要在一個月之內(nèi)完成一個項目，比較可行的是向明清檔案部借閱全部苗民起義的檔案，再參考《苗防備覽》和相關的地方志，夜以繼日地全力以赴，力爭按期完成；當時還有患肺結核已愈正療養(yǎng)的兩位同學王君、張光華幫著謄清。那時年輕力壯，干勁十足，腦筋也好使，一個月時間就完成了一本七萬字的《乾嘉年間苗民起義史稿》，如期在“十一”前夕把謄清稿交到系里獻禮。國慶成果展覽之后，這部稿子就無影無蹤了。當時“政治覺悟”高，沒有什么“私心雜念”，連改寫得很亂的草稿在任務完成后也當成廢紙扔了。這就是我第一次“著書立說”的經(jīng)過。多年以后每想起來總覺得是件憾事，史稿內(nèi)引用了大量當時無人閱過的第一手材料——原始檔案，參考的書雖然不多，畢竟經(jīng)過自己的一番排比研究，文字表達也頗費工夫，即便不能出版使更多的人看到，自己留著作個紀念和參考也是好的。

1960年中央組織編寫全國高校統(tǒng)編教材，從各高等學校抽調(diào)教師和高年級學生參加編寫。世界現(xiàn)代史教材由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北京師范學院(現(xiàn)首都師范大學)、河北北京師范學院（現(xiàn)河北師范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的人員組成。編寫組的大組長由北京大學周一良教授擔任，其他領導成員有人大的楊田、北京師大的王紹岳、北京師院的康泠等人。我當時還是三年級的學生，也被抽調(diào)到這個組參與編寫。說來可笑，世界現(xiàn)代史是四年級上的課，我還沒學過竟然來編寫全國高校的通用教材。這個編寫組在人大鐵獅子胡同的校舍呆了一個多月，后來又搬到北京大學的十三公寓（那時剛建成）住了將近半年，北大校長陸平同志和哲學系主任馮定同志都給我們講過形勢和編寫的指導性意見。剛過冬天，編寫組又遷到二里溝市委黨校的四號樓繼續(xù)工作，直到完稿結束工作，那時已經(jīng)接近1961年暑假。參加世界現(xiàn)代史編寫工作對我后來大半生所走的道路可能起了關鍵性作用，前面講過，我在年級（三個班，同學一百多人)里并不是成績一貫名列前茅，在編寫組的后期我的學識和寫作才能才表現(xiàn)出來，我成了一個小組的組長，組員四人差不多都是教研室主任，如北大王立等人，資歷和年齡比我這個學生要強得多，但他們推我當組長，寫的稿子交給我修改后再上交大組，有時改動得還相當大。我記得工作后期編寫組從吉林師范大學借調(diào)了陳本善同志來，他是該校世界現(xiàn)代史教研室主任，看不起我這個學生組長，他把他寫的稿子交給我，直截了當?shù)卣f：“我的稿子，你一個字也不能改！”讀過他的稿子，我覺得不能用，又不能違背這位老師的囑咐，只好自己動手另寫一章，連同他寫的那一章草稿上交大組審閱；結果大組決定采用我寫的稿子。由于在編寫組的表現(xiàn)，就有人認為我是個可培養(yǎng)的人才。人大的楊田同志私下找我談話，要我畢業(yè)后到人大歷史系去工作。周末回校就對總支書記馮效南同志談了，她立即告訴我系里已經(jīng)決定留我在系里工作，叮囑我要嚴加保密，并且以服從組織分配為借口婉言謝絕人大的好意。到畢業(yè)前夕我回到系里，雖然還是掛著學生的白校徽，可是卻在總支辦公室參與同年級同學的畢業(yè)分配，這點是同學們都不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