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開學后，我卻被系主任白壽彝先生要去，跟他搞中國史學史，那時我大約每個月到西單武功衛(wèi)白先生家聽取他的指示并匯報治學情況。當時一起的有趙光賢、郭澎和另一位同事，他的姓名我現(xiàn)在已經(jīng)記不得了。白先生讓我以明代史學史為重點。經(jīng)過很短的摸索之后，確定第一個研究對象是明中后期著名的史學家王世貞，我大約用了三個月左右時間仔細閱讀了王世貞的史學著作，寫出了一篇題為《王世貞的史學》，白先生看后似乎不太滿意，他寫了個批語：“王世貞先放下，繼續(xù)讀書?！边@篇稿子直到二十年后才在《明史研究論叢》上發(fā)表出來，自然并不完全符合原貌。白先生分配給我的另一項任務是《明史》的編撰過程，我的第一步工作是把王鴻緒的《橫云山人史稿》同欽定《明史》逐字逐句的對讀，凡遇不同的地方都抄出來，列成了對照表，有五十多張大紙；另外還寫出了一篇比較長的論文稿。我把文稿和作為根據(jù)的對照表一起交給白先生，白先生究竟仔細看了沒有，我不知道。過了不久，白先生宣布史學史組改組，他同我們一起到北海公園（也可能是中山公園，記不清了）照了合影，原來的組就散了，郭澎回去教中國古代史，我到世界現(xiàn)代史教研室。我們離開后，白先生要了楊燕起、李起民兩人去，工作方式也有很大的改變，讓他們埋頭研讀《史記》，當時我們還有點羨慕呢！至于我寫的關(guān)于明史的稿子和對照表，問過白先生，他說全部交給趙貞信先生了。我和趙貞信先生很不熟悉，他又不住在校內(nèi)，不便去問；文革以后更是不用提了?；叵肫饋?，花了半年時間（那時正是“三面紅旗”導致的生活極端困難時期，人人吃不飽，許多同學都浮腫。我們盡管饑腸轆轆，可是精神上沒有壓力，不搞政治運動，不用去干重體力勞動，有時間專心讀書了）認真校讀兩部書的結(jié)果不能加工發(fā)表，成果付諸東流，實在是件可惜的事。但也不能說工夫白費，經(jīng)過這次校讀，明代歷史的基本線索和重大事件多少留下個印象，為以后的治明清史打下了基礎(chǔ)。

離開史學史組以后，又回到世界現(xiàn)代史教研室，其間兩度擔任班主任（59級、63級），那時當班主任（又稱輔導員）工作非常繁忙，和同學談話有時直到熄燈時分，還安排不過來，至于下鄉(xiāng)勞動自然是和同學一道。比如1965年下學期到1966年6月，整整一年就是帶63級同學到山西長治參加“四清”，除搞運動外還要與農(nóng)民同吃同住同勞動。等到回校時已經(jīng)是“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席卷北京各高校的時候了。這里還有個插曲要講一下，1965年10月我還在長治鄉(xiāng)下接到系里來信通知，我已同系里另外三位同志調(diào)到學校新成立的外國問題研究所美國研究室工作，編制上已不屬歷史系。1966年6月回到學校，“革命師生”正在造反，揪斗校系領(lǐng)導人，五個年級的輔導員也多數(shù)被學生批斗，我是同歷史系三年級學生一道下鄉(xiāng)“四清”的，回校后自己斟酌以到歷史系參加運動為好，如去外研所有躲避“史三”同學之嫌。所以約有半年時間工資在外研所領(lǐng)，運動卻在歷史系參加。幸好我和“史三”同學們關(guān)系不錯，除了一張督促我積極參加運動的大字報以外，沒有受到任何沖擊。我只是參加歷史系教師的運動，組織了一個保守的“戰(zhàn)斗隊”，響當當?shù)脑旆磁伞皫煷缶畬健奔t衛(wèi)兵得勢以后，我們的那個“老保"組織自動瓦解，我也就到外研所去了。由于自己是“老保”，只能跟著掌權(quán)的造反派抄寫大字報，跑跑腿，還是在“文革”運動中隨波逐流。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我心中暗想連黨章規(guī)定的接班人林彪都成了叛徒，看來“文革”不可信，不能再跟著跑了。從此對運動消極應付，私下里重新閱讀明清史書籍?！拔母铩遍_始時曾迫于壓力把抄錄的史料和一些史籍(那時藏書并不多)處理掉，留了個心眼把農(nóng)民起義的史料收藏起來，即便被人發(fā)覺也可以振振有辭地說這是歷史上階級斗爭的紅線，應當保存。當時圖書館和系資料室都不開放，我私下找到管資料室的馬國靖先生請她幫忙，她一口答應，要我在下午近六時利用人們?nèi)ナ程贸燥埖臋C會到資料室門前，她給我取出我要借的古籍，使我能在晚上和周末仔細閱讀。這在當時是要冒相當風險的，至今還對這位善良的先生心懷感激之情。當然，歷史系資料室的藏書有限，遠不能滿足研究的需要。我就利用每年一個月的探親假到南京去看書。南京圖書館古籍部在頤和路十二號，離我五哥家極近，但當時也和其他圖書館一樣不開放。我請五哥幫忙，他找了當時任職于江蘇省“革命委員會”的一位老朋友寫了介紹信，說工作需要查閱古籍，我就冒名頂替地在南京圖書館讀了不少書，大約去過三次，每次近一個月，抄了許多較罕見的史籍和地方志中的史料；可能較晚一些時間，我還通過熟人在南京大學圖書館讀了一些書，其中就有孤本康熙二十三年編撰的河南《杞縣志》，這部書里的《李公子辯》具有重大史料價值，對于我后來研究李巖問題很有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