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我一直很納悶。某種程度上研究歷史從來都是后見之明。問題是在中國，后見之明都難得，有些人士表現得比身處歷史當局中還要無知無覺。這其中最不能原諒的當然不是普通民眾，而是專業(yè)的歷史研究者。也許他們的專業(yè)精神及情趣偏好只是不問青紅皂白地摟政治的腰子?？傊麄冊谧约旱臍v史研究中表現得智商低下，道德更低下——這種雙重低下，對民眾造成了嚴重的誤導與傷害！如果非要舉個例子的話，我想舉吳晗。從民國到新中國，一個《朱元璋傳》，吳晗先后寫了四個版本：1944年版、1949年版、1954年版和1965年版。初版認為朱元璋是從“流浪青年”到“最偉大的軍事統(tǒng)帥”“最偉大的政治家”及“偉大的民族英雄”。二版中出于政治的需要，拿朱元璋影射蔣介石，于是“流浪青年”改成了“流氓”，“三個偉大”變成了“暴君”——“以屠殺著名的軍事統(tǒng)帥”“最陰險殘酷的政治家”云云。這稿子被上面看了，要求吳晗把朱元璋寫好些。于是，“流氓”又改成了“流浪青年”，“暴君”變成了“農民領袖”。至于吳晗本人，還在1965年版本的序言中津津樂道，當初民國某編輯部讓他把朱元璋的“紅軍”改為“民軍”，而他很有骨氣地拒絕了：“寧可不出書，這字萬不能改！”可是上面先后給他三條不倫不類的改稿指示，他卻屁顛屁顛地努力遵行。直到最后跟不上，成為“文革”祭旗的第一道犧牲。

據1949年版本，吳晗把元朝的專制統(tǒng)治概括為：“構成了天羅地網，銅墻鐵壁，沒有一點漏洞，透不出一點氣，沒有聲音，連耳語也不敢，沒有文字的抗議，連數說歷史都是犯法的?！睂χ煸伴_國大典后的政治形勢描述曰：“奉天殿受賀后，立妃馬氏為皇后，世子標為皇太子，以李善長徐達為左右丞相。各文武功臣也都加官進爵?！祸畷r間鬧鬧攘攘，欣欣喜喜，新朝廷上充滿了蓬勃的氣象，新京師里平添了幾百千家新貴族，歷史上出現了一個統(tǒng)一的新朝代?！睂τ谥煸暗奈淖知z，概括得更形象：“網羅布置好了，包圍圈逐漸縮小了，蒼鷹在天上盤旋，獵犬在追逐，一片號角聲，吶喊聲，呼鷹喚狗聲，已入網的文人一個個斷脰破胸，呻吟在血泊中。在網外圍外的在戰(zhàn)栗，在恐懼，在逃避，在偽裝?！?/p>

看著這些預言或者說惡讖式的歷史片段，難免讓人冷顫。吳晗哪里是在說史，分明是在總結現實指向未來。所以，無論是吳晗治史，還是吳晗制史，都無一例外地告訴我們，與其說我們的歷史學家是在研究歷史，倒不如說他們是在制造相同的歷史。吳晗可能至死都想不明白，自己分明是在奉命“數說歷史”，為什么也是“犯法”呢？

連吳晗這樣優(yōu)秀的歷史學家都沒有看透——哪里有法？歷史學家只有御用與秉筆獨書之分；既然選擇了御用，新寵終歸要變成舊寵，而且難免失寵。

當然我不是歷史學家，我就是個挖歷史墻腳的。所以無論出于哪個角度，那種道義上的譴責也輪不到我身上。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我就沒事了，我有我自己的事兒。那就是，以良知與勇氣贏得另一種譴責——尋歷史的真相，探文化的陷阱，為蒙受不白之冤的歷史人物呼吁，給過多涂飾的歷史事件脫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