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第四次上書期間，具體來講是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的7月，袁世凱由河南老家來到了北京。一進北京，就結識了康梁二人。8月，袁世凱受到光緒皇帝的親切接見。接見之后，袁被任用到督辦軍務處差委。這個時候，袁做了幾件事，一是給光緒皇帝上自己的政改萬言書；二是想把康有為的一份萬言書遞給負責督辦軍務處的榮祿，未遂；三是康有為的北京強學會開張，袁世凱捐款五百金，還發(fā)動別人捐款，為建立報館、圖書館做準備，與康有為討論開設書局之事。

這個時候，不只是袁世凱，天朝的有識之士都在活動。一者是《馬關條約》的刺激；二者是公車上書的影響，官僚改革、士人組社與庶民問政的風尚與傾向風起云涌。從官僚方面來講，聶士成、孫家鼎、張謇、張之洞、陳寶箴、翁同龢甚至李鴻章都受了改革思想的感染，他們知道，不改不行了；從太子黨方面來講，張之洞的兒子張權、曾國藩的孫子曾廣鈞、翁同龢的侄孫翁斌孫、陳寶箴的兒子陳三立（陳寅恪之父）、沈葆楨的兒子沈瑜慶、左宗棠的兒子左孝同、湖北巡撫譚繼洵的兒子譚嗣同等高干子弟也都傾心改革，他們也知道，不改不行了。

問題是，咋改呢？正如馬士所言：“在世界史上，沒有一個像中國領土這樣廣袤，人口這樣眾多，而又同隸于一個政府之下的國家——沒有一個擁有它的面積和人口十分之一的國家——曾經遭到這樣一連串的侮辱，或這樣多的受人歧視的證明?！墒俏覀兏环琳f，沒有一個國家曾經在糾正行政的公認弊端方面，或在組織由具有許多優(yōu)良品質的堅強民族居住著的一個極其富庶的地區(qū)上的資源方面，表現過這樣的無能。有一些愛國的中國人已經感覺到這一點，但是，雖然有很多人認清局勢中的事實，但是想得出辦法的卻寥寥無幾；而且那寥寥可數的幾個人，在國家陷入更深的屈辱以前，對于國家發(fā)揮不了任何作用?！?/p>

馬士說得太客氣。用我的普通話翻譯一下，那就是：清政府挨揍還不夠，愛國者還站不到政改的中心位置上去。因為中國真正的政改，啟動于八國聯軍進中國之后，而不是甲午戰(zhàn)后的現在?，F在，康有為是霸王硬上弓，上列那些高干及高干子弟，也僅僅處于春江水冷鴨先知的狀態(tài)。體制的限制和路徑依賴的鎖定，導致他們也頂多是推動一下康有為的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