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學者認為,太后訓政,跟伊藤博文關(guān)系特別大。怎么說呢?這事可大可小,就看你怎么考慮了。伊藤博文現(xiàn)在是賦閑的前日本首相、甲午中日戰(zhàn)爭時日方的當政者。在此之前,光緒除了召見內(nèi)臣、接見外使之外,哪里接見過這等不倫不類的野花兒呢?而且光緒召見他,除了客氣話,就說了一句“我中國近日正當維新之時,貴爵曾手創(chuàng)大業(yè),必知其中利弊,請為朕詳晰言之,并望與總署王大臣會晤時,將改革順序、方法告之”。這句話呢,也可大可小:說小了,是向伊藤博文咨詢,叫他做顧問呢;說大了,伊藤博文甚至可以做咱的客卿。那么除了光緒接見,伊藤博文還跟中國哪些高層接觸,或者提供了哪些咨詢呢?按伊藤博文的日記,9月11日入天津,13日榮祿招待。14日入京,張蔭桓來訪。15日拜見總署王大臣,訪問李鴻章。16日,李鴻章來訪,總署王大臣來訪。17日,張蔭桓設(shè)晚宴招待。20日謁見光緒。23日慶王奕劻招待,24日李鴻章招待。27日,王大臣招待。按伊藤博文的隨員泰森二郎所記,9月15日那次,以慶親王奕劻為首,以崇禮、廖壽恒、張蔭桓為輔的總署王大臣們問了諸多問題。當奕劻對于日本維新表達了不恥下問的意思后,廖曰:變法圖強,談何容易,竊見革新之道,以循軌轍為道。伊藤博文對此表示贊同,認為改革得分個輕重緩急,詳加規(guī)劃,順序以進。慶王問伊藤博文:你們的新,維得咋樣了?伊藤博文回曰:維新開國,確非一夕之間可以成功者。國事既定,方針既明的情況下,初期頑固守舊者,與維新者,大約是對半分。漸次執(zhí)行,利益漸明,以開明導頑冥,就跟霜雪逢旭日一樣。廖壽恒說:我國改革之必要,如燃眉然。如今年老頑固守舊者概行罷斥,引進新壯洋務(wù)人才,你以為如何?伊藤博文曰:以學術(shù)、識見、經(jīng)驗言之,皆老成練達之士,不能易之。有關(guān)國家利益得失之舉,尤應慎重周詳,切忌輕躁之行為。若是老成練達之人適于佐助改革方針之確立,而盛壯氣銳之士則擅事務(wù)之協(xié)理。變法須細細考慮,而非猝然急救,否則,亂階將起。不管是光緒接見還是這次招待,真正的核心人物都是奕劻,他會原封不動地向太后匯報的。我覺得,真正打動太后的,應該是伊藤博文的這番話。當然,被打動的不只太后,據(jù)日方記錄,這時候是括號:此時王大臣以下相顧而首肯。而老太后,恰恰是在光緒接見伊藤博文的第二天,發(fā)動的政變,當然我們還可以叫訓政。根據(jù)事情的發(fā)展,我甚至可以推定:康有為約伊藤博文來給帝黨做顧問呢,可實質(zhì)上伊藤博文卻給太后做了顧問。因為按照伊藤博文的意思,康黨那種脫軌行為,早該有人出手叫停了!否則必將大亂。當然,政變之后,24日李鴻章招待的席間,伊藤博文的隨員問康有為究犯何罪?李的回答是“無非煽惑人心,致干眾怒”。伊藤博文回去之后,12月份的時候,憲政黨設(shè)宴招待,伊藤博文在會上發(fā)表演講,這才說了諸多實話:第一,中國的革新黨,我早就料到他們不成,果不出數(shù)月。進銳速退,自然之理。第二,數(shù)幾千年的文物制度,土風民俗,那可不是一朝一夕所能革動的。除非有英邁逸群之帝者出,才識卓拔之士為之輔。第三,以中國現(xiàn)在的情形,兵不備,政不修,府不威,不能保國,傻子都能看出來。能支撐到今天,實賴因循舊勢僅維持政綱而已。而且也僅是維持目前,決不能長久。第四,中國現(xiàn)在連國內(nèi)土匪都鎮(zhèn)壓不下,何能對外?這樣一來,東亞局勢就危急了。由此惹起各國之糾紛,誠恐不免波及于我。伊藤博文說得真準,比中國首相說得還準。更要命的是,伊藤博文也認準了,大清在列強面前做不到自立自保,搞得人家日本也不得安生,真不是個好鄰居。打個比方,一個鄰居,天天家里打架家外打架的,其他鄰居怎么著也算倒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