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文化之爭的背后，還有一個文化的隔膜。中國人瞧不懂西方的宗教精神，但是給其添油加醋則很老練，于是教會的諸多行為在中國人眼里就妖魔化了：比如“拐騙男女幼童，取其精髓制造丸藥”；比如“童子割腎，婦女切乳，剜眼取胎，嬰孩同煮”；比如“哄入伊教，吃了迷藥，與伊同睡，采陰補陽”；比如“子淫其母，兄淫其妹，父奸其女，翁奸其媳”。更有甚者，有的反洋教揭帖宣傳洋鬼配以中國人的眼睛，可以在一百斤鉛中煎出八斤白銀來。魯迅在自己的《論照相之類》曾說他小時候聽一位念佛的老太太說，洋鬼子挖了中國人的心肝，熬成油，點了燈，向地下各處照去，人心總是貪財的，所以照著寶貝的地方，火芯兒就彎曲下去了。于是洋人就發(fā)財了，洋人為什么那么有錢呢？就是這樣搞來的。

在這么一種氛圍中，各地教案層出不窮。外國傳教士干預教案的審判，免不了偏袒教徒，而教徒有的時候案前案后免不了仰仗洋人的勢力欺侮非教民。當然，非教民也會找教民出氣。因為教民在地廣人多的中國就像汪洋大海里的幾滴水珠，一不小心就被蒸發(fā)了。據載，義和團興起時，山東天主教徒有47221人（傳教士85人），新教徒有14776人（傳教士180人），而清末的山東人口，按戶部統(tǒng)計大約是3000多萬。這樣算下來，民教比例乃500︰1。所以，非教民逮個機會欺負一下教民也不是很難的事?？傊?，多種因素導致民教之間的仇視一日更甚一日。一些地方官動不動因教案而倒霉，西方的游戲規(guī)則不懂，中西之間的條約不懂，就連自家的案子也從來是亂判的，所以一遇教案，總掌握不好平衡，四處不落好，心底里自然也恨洋教。領事裁判權及與中國官員平級的制度下，外國教士居然跟外交官似的，也具有了類似外交豁免權的特權。教民呢，跟在其后耀武揚威。原先吧，不管啥民，只要是大清子民，在官老爺面前都得把頭磕得嘣嘣響。老爺讓他們抬頭，他們絕不敢低頭；老爺叫他們低頭，他們絕不敢抬頭?，F在可好，他們不但不跪了，有些人還咆哮公堂，直接跟官老爺論理論法呢。官爺的威風何在？所以，面對洋教，不只是民怨沸騰，連官怨都沸騰呢。所以地方官背地里支持村民與洋教斗，也不算稀罕。這樣一來，傳教士對地方官也不滿意，常向總理衙門告狀，搞得總理衙門招架不住，遂于1896年（光緒二十二年）頒發(fā)了一個《地方官接待教士事宜》，把傳教士的中國式品秩用條文固定下來，確認他們遇有教案，可轉請公使或者領事，同總理衙門或地方官交涉辦理，也可直接與地方官商辦。傳教士的特權更加合法化與明確化了。

縱觀整個中國教案史，我們就會發(fā)現，義和團運動就是個特大教案。按美國學者柯文的說法，在20世紀前半期的西方，“人們普遍認為義和團是黃禍的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