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中文版讀者

這本書終于和國內(nèi)讀者見面了，我心中的欣喜自不待言。在這里，我愿向譯者周子平先生、編輯艾英女士、叢書主編葉雋先生和北京大學出版社表達深深的謝意。借此機會，我也想和讀者們說說話。

我是80年代初出國留學的。如果從“改革開放”這三十幾年說起來，我可以算做留學前輩了。眼下又出現(xiàn)了一波中國人出國留學的高潮。這新一代，還沒出去，就已經(jīng)對中國以外的世界并不陌生了。

我們那時不同。國門乍開，一切都是生疏、異樣的。我們沒有“前輩”。留過洋的人都回來好幾十年了，經(jīng)過歷次政治運動的風吹雨打，整體上凋零破碎，不成樣子，在“文革”中他們幾乎無一例外地被戴上“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甚至“美國特務”的帽子。我們對他們非常陌生。出國之前，我們無所依憑和參照。

當我們開始了自己的留學生活，和美國社會有了方方面面的接觸，經(jīng)受著猛烈或是微妙的文化沖擊，在各方面發(fā)生著顯著或不為人注意的變化時，我想到了我們的前輩——早期來美的中國留學生們：他們的經(jīng)歷是怎樣的？他們的感受如何？

這些問題就是本書初始的種子。

今天在國內(nèi)，已有多部留學史方面的著作。我以為我做的角度和國內(nèi)的學者們有所不同。我選擇這個題目，和個人留學經(jīng)歷有關，也和在美國學歷史的過程中，對社會史、生活史和文化史產(chǎn)生的興趣有關。

這樣來寫留學生史，就不僅僅是教育史或中美文化關系史，更要寫出在兩種文化交匯沖撞中蛻變出來的“現(xiàn)代”中國人：他們是組織留學生社團，與國內(nèi)憲政運動相呼應，有意在異國接受“民主訓練”的人；他們是中國人中第一代專業(yè)技術(shù)人員，面臨著在科舉制度廢除后重新定位知識階層與國家關系的人；他們是不得不在美國社會面對種族歧視，夾在“上等階級”和“下等種族”之間的尷尬人——在對“唐人街”的態(tài)度和與華工的關系上，這一尷尬的身份突出地表現(xiàn)了出來；在婚姻與愛情問題上，他們是夾在“傳統(tǒng)”和“現(xiàn)代”之間的人；在課余生活中，他們是趨“動”的人，熱衷于傳統(tǒng)士大夫所不屑的體育和戲劇活動，等等。他們中的女性，則須面對與她們的性別有關的種種獨特問題，給出自己的回答。

寫作此書是一個重新發(fā)現(xiàn)曾經(jīng)被遮蔽的歷史的過程。當我在康奈爾大學檔案館翻閱久已無人問津、紙張已經(jīng)發(fā)黃的中國留學生出版物時，當我讀到一位留學生講述他初到美國時無法吞咽半生的大塊牛排而想念中國的炒肉絲時，當我采訪一位年過九旬的留學老人，看到他在回憶往事時昏花的老眼突然發(fā)光時，“歷史”變得具體、個人化，甚至是可以感受的了。我和留學前輩們相通了。

將此書捧到讀者面前時，我想告訴大家，在1900—1927年間為數(shù)眾多的留美學人中，有兩個群體曾引起我的注意但在寫書時并未特別點明：一個是1910年前后赴美、以康奈爾大學/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為中心的一些人，包括胡適、趙元任、任鴻雋、楊杏佛、竺可楨、胡明復、胡剛復、梅光迪等；另一個是1922年前后赴美、以清華學校畢業(yè)生為主的團體，包括聞一多、羅隆基、潘光旦、吳文藻、梁實秋、吳澤霖、吳景超、顧毓琇等。這兩個群體，像滿天星斗的夜空中兩個耀眼的星團。他們分別對五四新文化運動（包括科學）和其后的文化教育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其中一些人成為自由和憲政的積極鼓吹者。今天，他們中很多人的名字，我們已經(jīng)耳熟能詳了。

在眼前過了如此之多的精彩人物之后，最令我心儀的，是1922年赴美的潘光旦。是他發(fā)表在留學生刊物上的一篇文章令我贊嘆，一下子坐直了腰板。文中批評了留學生中的一些現(xiàn)象。留學生們寫文章做“自我批評”的不算少，就數(shù)這一篇最尖銳和獨到。

從此我對潘光旦格外留意，始知在留美學人中，如果要論既通中外，又通古今，更通“文理”(人文學科、社會科學 和自然科學)的，潘光旦應算第一人。這絕不簡單。胡適因為不耐煩給蘋果分類，早早就棄農(nóng)學文了。

潘光旦只有一條腿，卻是20世紀中國難得的“三通”之人。這樣的人，在今日之中國，還有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