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兩個群體，都屬“庚款留學生”。在書中，我對庚款留學（美國）在20世紀對中國的貢獻，作了很高的評價。

但在考察庚款留學一事的來龍去脈時，我也指出，從根本上，它反映了中美兩國之間不平等的關系。正如美國研究這一問題的學者Michael Hunt所說，在是否退還超額庚款（即中國方面過多賠償?shù)目铑~）、退還多少以及如何使用該款項三個關鍵的問題上，美方都握有否決權。

中方并非任人擺布，弱國又何嘗全無外交？梁誠代表一個弱國，辦出了漂亮的外交。超額庚款最終得以退還的第一大功臣，不是胡適所說的美國總統(tǒng)老羅斯福，而是1903—1907年間中國駐美公使梁誠。

可圈可點的是，梁誠本人為1870年代赴美留學的百余名“幼童”之一。他20世紀初在駐美公使任上為退還超額庚款所做的不懈努力，助成了又一波留學美國浪潮的到來。在今天的中國，容閎是一個響亮的名字，但幾乎沒有人聽說過梁誠。他的故事可以揭示出許多事情。

如今人們愛用“博弈”一詞。庚款留學是弱國（中）與強國（美）之間的博弈；同時，博弈也在中方和美方內部進行。雙方都出現(xiàn)了一些包括梁誠在內的很有意思的人物。這一段歷史，是一個起伏曲折、發(fā)人深省的好故事。

令人感慨的是，時隔百年之后，我們仍然沒有一部專著，在認真爬梳中美兩國大量外交檔案和其他原始資料（都早已開放）的基礎上，綜合雙方材料，將其放在20世紀初的國際關系，中國和美國的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多重背景下，把庚子賠款辦學的事，從頭到尾、原原本本地講清楚、分析透徹。

其實，光是就百年以來直至今日，在庚款留學一事上，中美雙方官方、民間、學術、媒體的種種說法，就值得好好作一篇文章，它可以告訴我們許多超出庚款留學本身的事。

為了寫這篇小文，我瀏覽了一下國內近年來在“庚款興學”問題上的書籍和文章，感觸良多。我注意到一種傾向，即在充分肯定庚款興學對中國作出巨大貢獻的同時，往往輕描淡寫庚款留學背后中美兩國根本性的不平等關系，以及當時列強之間、特別是美日之間，在中國問題上的利益競爭等地緣政治因素對美國退還超額庚款的影響。

曾經，我們指責庚款留學是美國的“文化侵略”，一筆抹煞庚款興學對中國現(xiàn)代化多方面的貢獻；今天，又出現(xiàn)了一味頌揚“友邦親善”的聲音。

當年我在查材料時，曾在一份留學生刊物上反復看到幾個字：知恥而后勇。我有些不解：為什么在一份英文出版物上，幾乎每期都要印上這幾個中文字？今天再來琢磨，我有些明白了。

庚款留學的“底色”是恥。當時的人們感受真切。

我們在審視歷史時，怎樣才能盡可能重構當年場景（contextualization），不被“當下”（the present）的立場和感情所裹挾？怎樣才能避免不是遮蔽、淡化或扭曲這一面，就是遮蔽、淡化或扭曲那一面？歷史有沒有自己相對獨立于當下的尊嚴？

在今天的中國，歷史成了“顯學”：官方的，民間的，專業(yè)的，業(yè)余的，網(wǎng)下的，網(wǎng)上的，一派“齊放”“爭鳴”景象。我在這里提出上述問題，不僅和庚款留學研究有關，也是與眾多愛好歷史的朋友共同思索。

這本書的底子是我在耶魯大學時的博士論文，主要的資料是80年代收集的，也有一部分收集于90年代。今天，國內外學者們又挖掘出了很多新材料。我這部書，算是不斷前行的學術浪潮中的一朵浪花吧。

這里寫下的是感想式的話，有些拉雜。正文在后面。我期待讀者的批評指正。

葉維麗   

2011年秋，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