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并非偶然的是,“鴛鴦蝴蝶派”小說也在20世紀初開始出現(xiàn)。[1]此類文學主要描寫癡男怨女的戀情,它的黃金時代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前。鴛鴦蝴蝶派之類的言情小說在中國文學史上并非前無古人,正如夏志清指出的,它與中國古代文學中的“情—色”(sentimental-erotic)傳統(tǒng)一脈相承。[2]但鴛鴦蝴蝶派在20世紀初這一特定歷史時刻的出現(xiàn),以及由于現(xiàn)代出版印刷行業(yè)的發(fā)展而大量流行,使它成為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個獨特現(xiàn)象。它承載多重使命:既可為讀者提供心靈的棲息之處[3],也可滿足某些作者的感情需求[4]。但最主要的,它表達了此前被嚴重壓抑的中國人對愛情的渴望。中國人從未這樣公開和大張旗鼓地表達對情感的追求。由于它表達的是需求,而不是實際生活經(jīng)驗,鴛鴦蝴蝶派小說的內(nèi)容往往自我重復。
舊秩序的物質(zhì)、精神和心理基礎雖然開始倒塌,但孔子的倫理道德并不打算輕易退出。多愁善感但又充滿道德說教的鴛鴦蝴蝶派文學反映了這一變化中的狀況。保守的基調(diào)使愛情的主題變得含混,顯示了時代的矛盾。蔣夢麟登船赴美的時候,他離開的正是這樣一個文化背景。一方面他背負著已經(jīng)腐朽但仍沉重的孔家店包袱,另一方面又懷有對西方文化虛位以待的開放心態(tài)。
如果說1908年蔣夢麟還只是旁觀西方人的浪漫游戲,1923年乘同一航線赴美的兩個中國人則是一出浪漫戲劇中的主角了:在赴美的船上,謝冰心和吳文藻墜入愛河。[5]謝冰心、吳文藻這樣受過五四新文化運動洗禮的人通常在思想上更為解放,行為上更為大膽。[6]此時的美國社會也在深刻變化中。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幾乎與中國反傳統(tǒng)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同時,美國也在和刻板保守的維多利亞道德(Victorian morality)最后分手。戰(zhàn)后來到美國的中國青年遇到與此前來的人十分不同的文化環(huán)境??释篮玫那楦衼碜灾袊俗约旱男枰缫恍W者指出的,浪漫愛情是一種構(gòu)建的經(jīng)歷(constructed experience),對它的期望也須習得(learned expectations)。[7]西方——就本書來說即為美國——提供了重要的參照和啟發(fā)。由于美國社會本身也正在經(jīng)歷著深刻的“現(xiàn)代”變革,這使中國留學生的經(jīng)驗更為復雜和有趣。
本章將考察留學生生活中較難捕捉到的層面:兩性關系、離婚、婚姻、戀愛、不同種族之間的愛情、性等。因為材料大多出自男性,我們的論述是從男人的視角出發(fā)的。雖然現(xiàn)有資料是片面和不充分的,我們?nèi)匀豢梢越宕烁Q見人們所不熟悉的20世紀初期中國留美學生的情感世界。這是一個分裂的世界,既背負著孔夫子舊倫理的重負,又渴望異性間美好的感情。作為第一代有可能掌控個人生活命運的人,這些留美學生體驗到的往往不是興奮和解放,而是緊張和焦慮。他們不但要學習如何在陌生的異國環(huán)境與女性交往,還得考慮對國內(nèi)父母為自己選定的女子該怎么辦。他們仔細地觀察美國的女性,因為這有助于他們思考自己想要什么樣的“現(xiàn)代”中國女性。有意思的是,在他們自己的文學創(chuàng)作中,中國女性的形象歸根結(jié)底是保守的,這表明許多中國男人在這個社會劇烈變動時期感到的不安和不確定。
胡適與一位美國女子的戀情以及他最終選擇了母親為他定下的家鄉(xiāng)農(nóng)村女子的故事,顯示了那一代人經(jīng)歷的浪漫與道德之間的尖銳沖突。作為民國時期個性解放的倡導者,胡適自由和獨立的現(xiàn)代人格在相當程度上是通過他的愛情體驗造就的,雖然他的愛情最終并沒有實現(xiàn)。
[1] 林培瑞(Perry Link)認為蝴蝶鴛鴦派小說的出現(xiàn)可分為幾波:第一波出現(xiàn)于1910年代初期;第二波出現(xiàn)于1920年代末,主要是諷刺性的 “社會小說”;第三波普遍帶有反軍閥情感。見Perry Link, Mandarin Duck and Butterfly: Popular Fict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ities, p.54。魏紹昌在《我看鴛鴦蝴蝶派》一文中也談到了不同的幾波。
[2] 這是夏志清(C. T. Hsia)在《徐枕亞的〈玉梨魂〉》(Hsu[上加兩點] Chen-ya’s Yu[上加兩點]-li hun)一文中的主要觀點。
[3] Rey Chow(周蕾), Women and Chinese Modernity: The Politics of Reading between West and East, p.75.
[4] 李歐梵(Leo Lee)在Romantic Generation in Modern Chinese World一書中認為,林紓翻譯《茶花女逸事》主要是出于他自己感情的需要,因為他剛剛失去妻子。
[5] 謝冰心: 《我的老伴吳文藻》,見吳文藻《人類學社會學研究文集》,第81—84頁。
[6] 一些學者考察了五四新文化運動對當時青年男女關于家庭和婚姻問題的思想的影響,見Chow Tse-tsung(周策縱), The May 4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Croll, Feminism and Socialism in China;Schwarcz,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and Time for Telling the Truth is Running Out;Witke, “Transformation of Attitudes Towards Women During the May Fourth Era of Modern China”;Collins, “The New Women”。
[7] Lawrence Stone, The Family, Sex, and Marriage in England, 1500-1800, p.191; Skolnick, The Intimate Environment, p.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