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還看過另一個長期戴背銬的。把我調(diào)進她的號是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四十歲以上的中國人對這個日子應(yīng)該比較敏感。那天早上氣氛就很異常，隊長們的臉比平時拉得更長繃得更緊。小榮說聽到了遠處傳來的哀樂聲，我們正議論這哀樂是為哪位大人物而奏，就聽到隊長在門外開鎖的聲音。我們以為議論被隊長聽見了，一個個嚇得不敢出聲。隊長小聲說：“你，收拾東西出來?！币话阃驳览镉悬c兒聲音，所有的犯人都會豎起耳朵聽，因為隊長說話的聲音總是很小，而不準叫犯人的名字則是隊長們的“監(jiān)規(guī)”。我們沒有代號，所有人都是第二人稱“你”，如果沒有手指的配合當(dāng)然就分不清是哪個“你”。那天隊長說的是“你”，分明指的是我?！笆帐皷|西出來”這句話在獄中是最曖昧的語言，你別想從隊長的語調(diào)和表情判斷那句話的背后是手槍還是玫瑰。我是第二次聽到對我說這句話，最后一次跨出牢門時我聽到的也是同樣的話，一個字都不多也一個字都不少。我緊張而又狼狽地把東西都堆在房門口，隊長鎖了這扇門去開另一扇門，這時候號里的人根據(jù)開門的聲音肯定知道我并沒有離開這個筒道，而我也明白了，這次“收拾東西出來”的背后，既沒藏著手槍，也沒藏著玫瑰。

東西搬進去后，隊長把我叫到管教辦公室去談話。管教是隊長們的隊長，她的眼睛像是兩顆五光十色的寶石，說不出是什么顏色，而且她總是瞇著眼，好像不適應(yīng)白天的光線，那簡直就是一雙真正的貓眼。這次談話和上一次相比要和顏悅色得多，先是問我想不想家，家里是否給我送過東西，還說看我年輕給我一次立功贖罪的機會，讓我相信政府，認真對待這次考驗，爭取早日出去與家人團聚。我聽得一頭霧水，但并不明白這些話的意思。

回到號里沒多久，當(dāng)天的《人民日報》就送來了，頭版頭條是周恩來逝世的消息。不一會兒別的牢房就傳出了哭聲，隊長的眼睛個個也是紅的，所以任由犯人們哭，借著這個機會，犯人們新仇舊恨自艾自怨，一時間哭聲連成一片。我剛調(diào)進新號里的一位中年婦女看到報紙開始大罵周恩來。這時我才明白為什么調(diào)我來這個號，因為我的“反動”觀點之一是反對江青利用批林批孔批周公，和她的政治觀點正好相反。她個子小，頭發(fā)盤在腦后，挺文雅的樣子，即使說這些話時也是一副笑瞇瞇的表情。

我弄不明白，這樣一個看起來很弱的女子，有什么理由在監(jiān)獄里還敢這么放肆。中午打飯時，她趁隊長不注意跑到樓道里喊，終于被拉走，開始了長達好幾個月戴著背銬的生活。

出獄后我才知道悼念周恩來時全國空前的盛況，不久發(fā)生了“四?五”天安門事件，牢房里開始人滿為患。我想，如果她不是在監(jiān)獄里而是在大街上喊那些話，說不定早就讓憤怒的群眾用石頭砸死了。很快我就斷定她是個精神病人，她的丈夫是公安部的，言談話語中她常提到謝富治，她受刺激的原因一定與政治有關(guān)，與線上的人物有關(guān)。斷定她是精神病人的另一個理由是，她有常人沒有的忍耐力。她的胳膊沒有那個殺人犯那么長，不可能從屁股底下鉆來鉆去，她的運氣也沒有那個殺人犯那么好，手銬好著呢，看不出短期內(nèi)能壞。不到一天，她的手就腫了，沒幾天，就腫得像饅頭似的，并且又紫又黑，皮膚薄得像是一碰就破，接著胳膊也腫了，到最后，鐵銬深深地嵌到肉里，一點兒活動的余地都沒有了。但是她從來不說疼，也不像那個殺人犯只要見到隊長就要求摘銬子。看著她吃飯時把窩頭放在床沿上趴著啃，我開始給她喂飯，看她的頭發(fā)亂成一團我開始幫她梳頭，放茅時幫她穿褲子，有熱水的時候還給她做熱敷。有時候，我會勸她向隊長認錯，請求把銬子摘下來，否則，時間長了手臂很可能會殘廢，她卻總是無所謂似的微笑著搖搖頭，然后便祥林嫂一般自言自語地說：“讓他死，太便宜他了……”

周恩來的死在隊長們的心里引起的波瀾終于歸于平靜，這才給她摘下了手銬。把她抓起來的人應(yīng)該最清楚，她真正應(yīng)該去的地方不是監(jiān)獄而是精神病院，她和張志新畢竟不是一回事，用對她的懲罰來寄托哀思表達立場反而顯得不那么名正言順，我這個被調(diào)來和她做斗爭的對手當(dāng)然也就沒有了用武之地，接受考驗立功贖罪的希望也隨之煙消云散。她給我的最大啟示是，一個正常人的意志力再強，也遠遠不及一個精神病患者的無意識更有力量。意志是對恐懼而言，正常人對恐懼過于敏感，當(dāng)你的思維能力足以判斷你可能面對什么、失去什么，而那將要面對的正是你難以面對的，將要失去的正是你不忍割舍的，于是你有了真實的恐懼，你因此而需要意志力來克服這恐懼；而精神病患者之所以能夠真正地?zé)o所畏懼，正是因為她根本不需要意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