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間，我的家鄉(xiāng)江津縣城也不是平安無事。雖然在重慶讀中學，但我寒暑假總還是要回家。我親眼看到那里的學生和老師們活躍的情況，“五四”和“北伐”的進步思潮也在這里產生了深深的烙印。一位比我長一歲的表兄許錫鈞，也是受了我舅父的影響，在北伐前一二年，和幾位情投意合的朋友奔赴廣州黃埔軍校就讀，成為第四或第五期學生。他在學校里和左派學生接近，據說也參加了共產黨，學業(yè)未完便參加了北伐戰(zhàn)爭。但在蔣介石叛變中，他在武漢被國民黨殘殺了，遺墓至今仍留在漢陽的龜山上。

在江津縣內，還有別的朋友也去黃埔參加北伐，但是也有很多朋友在縣內鬧革命。這批朋友年齡雖小，但志向卻不小。這也是時代使他們如此早熟！

就我的所見所知而言：一個人口不到十萬的江津縣城，革命潮流主要是在學校中進行，或者說得更具體點，革命是以兩所男子中學和一所女子中學為大本營。極盛時期是在北伐戰(zhàn)爭的前后。這兩所公立中學和一所私立中學的校長和校行政人員，絕大多數都是中國共產黨和青年團的黨團員，學生也是絕大多數傾向革命。這要歸功于當時中共四川省委派來的干部周敦婉，她最初是以英文教員的身份活動，后來，使一個小學附設的初中班變成了縣立女子中學，自己則成為這所女中的教務主任。再后來，她又創(chuàng)辦了私立中山中學，教師和學生是清一色的共青團員。同時，縣內的各種轟轟烈烈的革命活動均在她的指導下進行。她的工作很有成績，縣行政當局竟然一直不知她是共產黨派來的專員。

在北伐以前，在重慶與成都，共產主義和無政府主義都是公開流行的思潮；兩種主義的書刊在書店中幾乎同樣受青年或進步人士的喜愛。無怪毛澤東在傳記中也說，他早年曾一度相信過無政府主義。我亦曾在二者之間徘徊。

在重慶時，因為學校離書店街非常近，晚飯后我便會爭取去書店一趟，看看有無新到的書刊。這里，各黨各派辦的書店中的圖書任你翻閱。老實說，我在這里求得的知識，似乎比在學校課堂上學到的更多。我喜歡在一家無政府主義者辦的書店里瀏覽，那里有一個店員名叫李建中，是惲代英在川南師范學校教過的學生。他不但政治見解高明，文學知識也很豐富，每逢書店內人少時，就和我大談文學與政治。我得承認，是他使我對無政府主義慢慢減少誤解，并使我傾心于無政府主義，更使我對俄國文學，特別是對托爾斯泰產生了濃厚興趣。

我每以這樣的頭腦和同學們接近，回到家鄉(xiāng)縣城，亦以這樣的頭腦和熟識的友朋來往。當我回到江津縣城家內時，常常和一些較活躍的中學生在一起，還組織了一個名為“朝暾社”的讀書會。其中，一位名江慶祿的中學生，我常和他辯論。我喜歡哲學，他也喜歡哲學。他除了訂閱《新青年》、《向導》、《創(chuàng)造》等刊物外，還訂了一份李石岑編的《民鐸》雜志。我們各自購的書刊都會互相傳閱，他是共產主義的堅信者，我則支持吳稚暉的思想：“中國五十年后是共產主義社會，五百年后是無政府社會。”

我倆的每次辯論都很熱烈，以至于總是忘吃午飯或晚飯。他主張徹底的唯物論，每聽我提到心或精神的作用，便說我是唯心論者。我主張理想的社會一定不能有集權的政府和國家，他鄭重告訴我，革命必定要經過集權的專政，否則不能打倒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彼此的爭論，往往不可調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