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在這書店里住的人，并不都是叛徒。如葉青的弟弟任白戈（解放后任重慶市長），和周揚很好，也住在這里。但是，王宜昌后來參加了中國社會史論戰(zhàn)，和托派王禮錫、嚴靈峰一起，成了論戰(zhàn)的中心人物之一?？箲?zhàn)期間他在成都教中學，并不得志，抗戰(zhàn)后在上海暨南大學任教，似乎也不得志。解放后，對他則一無所知。解放初期，在批判胡適會上，見到當年社會史論戰(zhàn)中心人物之一呂振羽，他說，王宜昌乃是托派。這解除了我平日的疑問，不久，王宜昌通過勞改農(nóng)場組織，給我一信，說他從《光明日報》知道我在北大，要我贈寄一部兩卷本馬恩選集和一部《資本論》，以便作研究。我通過組織寄去，以后便無消息。

人，常以為自己在支配命運，規(guī)定自己前途，實際，也常是命運支配了自己。一個可愛的朋友，尊敬的朋友，忽然走了歪路，或走入險境，這是不能不令人嘆息的。然而從整個人類講，要是人人皆得滿意，皆如愿以償，怕是只有在理想的社會才可能。在正當?shù)牡劳旧?，對于成功的人，給以尊敬，這是應(yīng)該的；對于失敗的人，不給以尊敬，也可能是應(yīng)該的。但對那些無可奈何地失敗的人，我們也不得不予以同情。人，究竟只是一個人，誰愿自覺地離開好人？

在革命低潮時期，我得承認我也沒有趕上時代。我算是一帆風順，考入了北京的清華大學哲學系讀書。我誤以為素來敬重的李石岑，忽然從尼采、佛學轉(zhuǎn)到了辯證法唯物論，這不是進步而是退步，于是在上?！洞箨憽冯s志上發(fā)表了一篇文章駁斥他。我還以為我仍是在江津的中學生時代，在和友人江慶祿展開爭辯，勸他與其搞理論不徹底，還不如直接到江西根據(jù)地去干革命。我忘記這是在革命低潮時代，這文章起了很不好的作用。后來張東蓀編《辯證唯物論論戰(zhàn)》一書，要收進我這篇文章，我不能不婉辭謝絕了。

我在清華大學五年的時間（包括研究院），正逢日本在華北的侵略，從“九一八”事變至盧溝橋事變前夕。但我個人的生活，卻是十分艱苦的。同我從成都到北京的同伴是王光祥，他是僅靠小說家李劼人贈款的200元才得成行的；我則只靠父親僅有的存款，也是200元動身的。幸好我們兩人都經(jīng)考試轉(zhuǎn)入清華三年級，學校遠離城區(qū)，平時每月伙食不過六七元，所以200元也度過了不短的時間，然而用完便不能不另想辦法了。我得感謝那時北京《晨報》副刊的編輯瞿冰森，他讓我和同學李長之等人隨時在他的副刊上發(fā)表長短不拘的文章，稿費每千字一或二元不等，每月至少有一二十元的收入。這在窮學生看來，已是很大幫助了，可無腹胃之憂了。

然而也未必是好事。我拼命讀書，也拼命寫文章。這使我改變生活，也改變了一些觀點。那時清華大學的圖書館，在國內(nèi)大學中，可算藏書最多，借閱也最方便的。學生和教師，同樣可以隨便進入書庫，學生只要在進口處放下學生證，即可在書庫內(nèi)窗子處選擇一小書桌，然后在書架上取一堆書坐下靜靜地閱讀。書庫內(nèi)備有充足的茶水，你若帶著食物，還可在午晚飯閉庫時不出來，直到夜晚十時才回宿舍。你要借出書，就是在夜晚十時，也可在書卡片上簽下學號，交給值班人，就拿出圖書館。這對讀者太方便了。圖書館也很少發(fā)現(xiàn)丟失書的事。過去的清華大學就靠這點，養(yǎng)成學生自己會讀書，會自己找書讀的習慣。但也往往令人忘去實際社會，忘去遠大理想。凡有遠大理想的人，也往往舍之無遺恨地離去。這是有個性的時代。社會也還讓有個性的人能存在下去。我有一位江津縣同鄉(xiāng)吳芳吉，他比我早十幾年入清華留美班學習，為了替人抱不平，竟昂然拋棄留美機會而去社會上流浪，這當然是很不幸了。但他那巍然雄厚的詩詞留在人民中，卻遠遠地補足了他的損失。以后在革命低潮時代，清華同學中遠走延安的人，也不落在其他大學同學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