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怪后來在西南聯(lián)大的清華新月派詩人聞一多，竟敢在特務(wù)手槍的威脅下大罵人民公敵。真摯的詩人與真誠的志士，真摯的仁愛和激昂的正義，是可以合一的，而今確實合一了。這就是中華民族的優(yōu)秀傳統(tǒng)！這傳統(tǒng)，全國遍在；這種火焰，照亮了全國。

可惜，這種傳統(tǒng)很多人并不都了解，特別是當時高叫安內(nèi)攘外者，對此更不能理解，愚而自用，其結(jié)果，終不免受到歷史的懲罰，夾著尾巴逃出舞臺了。

這段時間，我基本上都在成都，雖然離政治中心遠一點，但離人民的中心卻是很近的，外國進步人士，也十分熱情地、誠摯地鼓勵我們。成都華西大學和遷移到成都的金陵大學，也讓我這樣的人去任教，華大的美籍Willmot和加拿大籍的文幼章，給我的印象甚深。文幼章對成都進步的抗日救國青年與教師非常關(guān)心，以牧師身份，掩護和保救了他們中不少的人；Willmot還為我主編的《群眾》月刊專門寫過文章。他的英文稿經(jīng)我們譯為中文在《群眾》上發(fā)表，同時，我們又把這英文稿寄給重慶官辦的英文刊物，只因加了一句“Willmot教授和Idgar Snow（斯諾）也相識”，便無法在該刊有發(fā)表機會了。從此，我才知道抗戰(zhàn)初期的統(tǒng)一，已經(jīng)變形了。

這時，我只能和重慶的一些朋友，辦一個《理想與文化》刊物來表示我們的意愿了?，F(xiàn)實政治既然不讓我們隨便發(fā)表意見，那么，我們只好以談理想與文化來代替它。朋友中，中央大學的唐君毅最積極。他不僅籌辦、組織，而且還為該刊寫了長長的發(fā)刊詞，他不僅把自己的《道德自我之建立》逐章在此刊發(fā)表，而且還盡其可能地向他的親密師友邀來新作，如梁漱溟的《中國文化要義》，如李長之的《孟子評傳》，這些新著都是逐章先在此刊發(fā)表，特別是牟宗三、李源澄、王恩洋等都是十分熱心的撰稿人。我雖然負著編輯的名義，但不過是司管付印校對工作而已。

這個刊物的學術(shù)價值，在當時恐怕不能算很低，我記得當時也有不少大學圖書館訂購，寄住在重慶附近某山寺的太虛法師還訂了三份。這個刊物在社會上并沒有起什么較大的作用（刊物在重慶出了五期，在成都出了三期，抗戰(zhàn)結(jié)束后，還在江西鵝湖書院出了二期，以后便停止了），但卻團結(jié)了很多新舊朋友。設(shè)在重慶的當時各民主黨派常常開會的地點——特園鮮宅——我每次到重慶，都會受這里的主人鮮季明的招待，住在他的寬大住宅內(nèi)。

在這里，我還接觸了一位至今記憶猶新的人物，上海“一?二八”淞滬抗戰(zhàn)的指揮官陳銘樞。他是軍人，又是歐陽竟無大師的忠實學生，由于他參加過1933年福建反蔣政府，后被蔣介石冷落了，心中似有很多話要說。如果你在特園鮮宅的晚飯后愿與他交談，他可以和你從燈光降臨，直談到第二天天明。從佛學到王陽明，從陶淵明到杜甫，從康梁到黃遵憲，從四川人到廣東人、廣西人，無所不談，就是不肯說他自己和蔣介石的關(guān)系。他見著四川人，總是說張瀾好，邵明叔好。我每聽著他講話，就幾乎忘記要注意他的內(nèi)容，他那一股熱氣，讓你既難承受，更難拒絕，只覺是在聽他唱歌，聽一首沒有終止的進行曲。這不只是他一個人的性格特點，而是這一時期，在抗日熱情下，人人都興奮、都想向你表達感情的表現(xiàn)。人們對熟人如此，對生人也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