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陶希圣先生的故事，我曾以同樣理由，鼓勵過陶府家人，乘陶公健康極好，記憶猶新之時，請他老人家本人，作個詳細口述的記錄，為陶府留家乘，為國家存信史。我也勸告過，那時還是史學博士生的鮑家麟女士（陶公四子晉生的夫人）作為她的博士論文，來認真地撰寫成一部有關高陶事件的史學鉅著，為我國近現(xiàn)代史，解決一樁久懸未決的大疑案，功在文化。蓋希圣先生雖然已著作等身，但是涉及這段往事，則顯然是欲言又止也。后來鮑教授學成之后，對公公的訪問，據(jù)說還是不夠徹底。這可能因為是媳婦訪問公公，不易盡所欲問。更可能則是陶公仍覺忌諱太多，不愿暢所欲言也。

若問這部“口述歷史”，乃至口述歷史這一新行道，究竟有什么特別重要之處呢？筆者在不同的拙著里所論已多。但在這兒仍不妨重復一兩句，說個要略。蓋“口述歷史”是一種現(xiàn)代文明里，所特有的合作企業(yè)（Team Work）之一種。兩位合作者，一位歷史制造者，另一位則是有專業(yè)訓練的歷史家，二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蓋傳統(tǒng)史學，往往都只是一些馬后炮，在歷史事件發(fā)生了很久以后，才根據(jù)史料加以追記的。這樣因而有時難免也就靴搔癢，失其精義。口述歷史則是根據(jù)歷史制造者，在其有生之年，記憶猶新，對該項歷史故事經(jīng)過的親身回憶。夫子自道，自然這故事就更為真切了。

但是口述歷史，并不是小視一般史料的重要性。只是他在一般史料之外，再加上一份“口述史料”就是了。而這口述史料，不是可以任憑口述者去胡吹亂說的。它的故事是經(jīng)過一位有專業(yè)訓練的職業(yè)史家，詳細過濾的史料精華。再者，所有的歷史制造者的專業(yè)知識，一般都有他的局限性。不像一個職業(yè)史學家，遇事都要小心地求證，不疑處有疑，不致亂下雌黃也。所以他們兩造的和衷合作，實為口述歷史的第一要義。也是現(xiàn)代史學法則中，一種新的突破。而使口述史學一躍而為當代學術界的顯學。

有關陶學的見聞

當我個人猶為高陶事件這一抗戰(zhàn)期間的謎案，而作其無可奈何之嘆的時候，卻于無意中獲悉，陶氏的三公子恒生，這位有名的機械工程師，忽然下海當起史學家來，并寫了一部《高陶事件始末》的巨著。高陶事件，按理原是他們陶府家史中，最重要的一樁，足以傳之后世的故事。今由當事人的哲嗣執(zhí)筆，和寫《我的父親鄧小平》的毛毛一樣，現(xiàn)身說法，來寫自己的父親，雖沒有標榜口述歷史，而口述歷史自在其中，余追蹤是項史跡數(shù)十年，今有幸捧讀，能不大喜過望？

首先，陶希圣教授對我來說，原是我的一位未上課的老師。他在北大所開創(chuàng)的“社會史學派”，我自己就是這一新行道的學徒之一。筆者青年期所寫的第一篇考據(jù)學論文《中國郡縣起源考》，就是一篇社會史學的習作。當時個人史學思想，就頗受三十年代，“社會史論戰(zhàn)”和《食貨》雜志的影響。

加以陶門的高足何茲全教授，在哥大時代，就是我最親近的學長。五十年代回國之后，他在哥大“中國歷史研究部”所坐的那把椅子，就是我接著坐下去的，一坐十年。我們研究的方向和方法，大致也是一脈相承的。所以我也認為社會史學，是中國史學一個極重要的新方向。為此當時我曾試圖說服胡適老師，不要對這一新方向具有成見，適之先生也曾笑而頷之。因為從三十年代開始，批判胡適最烈的一個學派，也就是這個學派。胡適學派和他們曾是世仇。胡適當然也有他輕視對方的理由。因為任何新興的學術思想，都有它的幼稚和不成熟的一面，有待成長也。

后來我到臺北參加史學會議，竟然有緣向陶老師親自領教。并承長者不棄，應約到陶府參加宴會。曾看到客廳壁上掛著有老蔣總統(tǒng)親書的，褒揚陶氏“忠貞”的條幅。其時陶公雖然不愿多談高陶事件，卻談了許多有關社會史學的學術掌故。他也曾含笑告我說，他當年執(zhí)教北大時，就頗受校中當權派胡適那一伙的歧視，云云。這對我當然也不算是新聞。只是當年的小道消息，第二手史料，經(jīng)陶氏一說，就變成第一手史料罷了。而當年受歧視的許多小鬼，在“解放后”，又翻過身來批判胡適，歧視別人。這都是史學轉(zhuǎn)型期的不正?，F(xiàn)象吧。

至于陶家后輩的一門數(shù)杰，對我也不算陌生。他們的長姐夫婦二人，也是我沙坪壩時代，很受愛重的同學。他們也都是和陳布雷先生的兩位女兒一樣，以最樸實生活稱著的國民黨高干子弟。也是對當時五子登科的政府，深感不滿的一群。較年輕的晉生家麟伉儷，我們更是同行，相知有年。他們的其他兄弟，包括老三恒生，也都是一批中國傳統(tǒng)所謂書香之家的佳子弟，為學各有所成，頗負時譽。

恒生雖是位有專業(yè)成就的工程師，市場經(jīng)濟中出類拔萃的廠長。但是他畢竟有述文著史的家學淵源，業(yè)余治史，根據(jù)家庭傳統(tǒng)，對高陶故事這樁家史的檢討，亦頗能為國史中的不解之謎，作更深一層的探索，寫出其一家之言，令我讀來，如饑若渴。高陶事件，如今當事人均已作古?？梢园l(fā)掘的史料，除蔣公大溪一檔，尚待大量開采之外，也所余無多。恒生之書，應該可說，也是接近結(jié)論階段的一家之言了。

當然，歷史，尤其是有爭議性的歷史，永遠是寫不完的。例如恒生認為高陶所攜往香港發(fā)表的汪偽密約的原件攝影，“相信是由杜月笙門人提供的”（見恒生稿第七章）。但據(jù)高宗武夫人告我，那是她的手工作業(yè)。高宗武先生在事前數(shù)月，就鼓勵他夫人學習照相技術。學而有成，就派上用場了。足見高宗武的叛汪逃港，是計劃甚久的密謀。他與杜月笙留滬“代表”徐采丞的秘密往還，是直接聽命于重慶的。我本人就為此，舉出很多實例，追問高公，他卻守口如瓶，“言明在先”，絕不吐露絲毫。我想這在大溪檔案中，是可以找到答案的。

本書所最可惜的一點，也就是當事人當年的守口如瓶，連恒生之書，對其尊翁，有時也難免于“臆測”之辭（見原稿第八章第一節(jié)）。筆者由于側(cè)身于近代中國的口述歷史有年，手邊史料，與高陶事件有關者，亦微有足述。今且不揣淺薄，略舉數(shù)端，以為恒生大著作點狗尾續(xù)貂的補充，拋磚引玉，希望得到行家更多的指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