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剛

八年抗戰(zhàn)這一可歌可泣，從徹底潰敗到全盤勝利的慘烈戰(zhàn)爭，實為我五千年中華民族史所未嘗有。而在這一戰(zhàn)爭最慘烈階段，抗敵全師喪亡殆盡，精華國土，泰半淪陷，亡國滅種的最危險關頭，我們全族第一號元老，全軍的第一副統(tǒng)帥，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wèi)，經(jīng)過長期與敵國暗相勾結，忽然背叛祖國，投向敵人，并主動組織偽軍偽府，與祖國對抗。汪氏這一當國叛國的行為，細查五千年國史，顯然也是絕無僅有的一宗?？墒窍氩坏?，汪氏叛國經(jīng)年，在賣身投敵的最高潮期，與敵寇正在秘密簽署賣國賣身條約的前夕，他的貼身親信高宗武、陶希圣二人，不齒于汪氏的賣國行為，竟不約而同地冒全家伏誅之巨險，秘密逃往香港，將汪日密約公布，使舉世為之嘩然，合族為之切齒。蓋汪氏此一賣國賣身之規(guī)模（如承認偽滿獨立，日寇在中國駐兵設防等等），亦史無前例。雖石敬塘、張邦昌、秦檜之流，亦不愿為之也。

就在汪偽叛國的高潮期，筆者卻正在重慶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系肄業(yè)。以一史學學徒，目擊此一現(xiàn)代叛國史演進的實況，雖曾緊跟著追蹤不舍，但是對汪氏之為何叛國，如何叛國，以及高陶之何以附逆于前，叛逆于后，卻始終不得其解。師友之間，也言人人殊，莫衷一是。但是經(jīng)過其后六十年不斷的探索，并眼見這段歷史之由報章時事的頭條新聞，逐漸淡化，直至今日，似乎已變成《國策》《左傳》中的古代歷史了。今日在學青年，不細為解釋，就不知高陶為何人矣，豈不可嘆？

第一手史料vs.小道消息

記得為對這一史實真相的追蹤，我也曾和當事人，高陶兩先生，詳談過。而陶先生當時不愿深談，這我可以理解，因為那時尚是蔣氏父子當國，在臺灣談如此敏感的國事，確有不便也。至于高先生，我和他曾在華府酒吧，深夜對飲，暗室私談竟夕，以后更數(shù)度兩家聯(lián)歡，暢談往事，高君卻永遠還在“擠牙膏”，不愿“倒竹筒”（且借用個大陸上的名辭），吞吞吐吐，神秘兮兮地欲言又止。在高君辭世前月，我們更約好為他九秩嵩壽祝嘏，再次懇談，而高先生卻“言明在先”，不談敏感舊事。方期再加勸慰，促其留下信史，不意高公竟突然作古。真是懸劍空壟，為恨何如？

其實日本投降之后，過去史料已全部公開，汪偽與日方“密約”，以及高陶叛汪故事，正如“西安事變”一樣，已不再成為秘史。縱是不學如愚，對這兩樁史實的評述亦不下十余萬言。自信雖沒有為他們全部解密，然雖不中，亦不遠矣。筆者并曾為這些敏感故事，直告張學良和高宗武兩位先生：這些所謂秘史，雖早已泰半解密，沒啥神秘，但此故事如由當事人，作為“口述歷史”加以記錄，在史學上，則謂之“第一手史料”。同樣故事，一字不易，如不經(jīng)過當事人的親自認可，而由當代史家徑自秉筆書之，因其故事太敏感，過去“小道消息”又太多，傳聞異辭，良史劣史，魚目混珠，往往就真?zhèn)文媪?。所以有責任心的職業(yè)史家，無征不信，就要當事人親口說出，以傳后世，如此而已。不是歷史家要做閻王判官或公審干部，非要強迫當事者去細說真相不可也。

口述歷史是當代顯學

不幸的是，像高宗武、張學良這樣的歷史制造者，對現(xiàn)代史學的規(guī)律，尤其是對二戰(zhàn)后“口述歷史”這宗新史學發(fā)展的重要性，認識不足，而不愿自“倒竹筒”，只吞吞吐吐擠點“牙膏”，讓后世不明真相的隔代史家，各取所需，自行編造，誤人誤己，就太可惜了。這也是我們史學轉型，尚未駛出三峽，所難免的現(xiàn)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