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泰來

三弟恒生準備了十年，寫成一篇《高陶事件紀實》，刊載于《傳記文學(xué)》雜志?，F(xiàn)在他又將原稿擴充成為本書。他寫作之際，特地親往上海和香港去尋訪舊地、搜集資料。今年初，他到我這里來看我舊時的日記和照片，勾起我許多回憶。我想這件史實確是值得追記的，更何況文中所寫的是我們六十年前親身的經(jīng)歷，絕無夸張或虛假情節(jié)。我且以下面兩樁事實來表達我的感受。

1941年12月8日，日本發(fā)動太平洋戰(zhàn)爭，進襲港九。11日，英軍自九龍撤退。12日早晨，我走在九龍彌敦道，看見沿街兩旁各有兩個日本兵，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槍，背插偽裝的樹枝，彎著腰搜索前進。其后不久就有大批日軍乘九龍巴士進駐布崗。當天晚上，忽然有人來敲我家的后門。我由門上的小窗看去，只見外面露出一個帶著兵帽的頭來，那是一個日本兵！口里喊叫什么，當然是命令我開門。我馬上把門打開。那士兵手持長槍，進來搜查，所有房間都用腳踢開。查了一遍之后，回到廚房，朝我用兩手做手勢，說道：“呼，呼！”我聽不懂。他又指著爐子，我才知道他要生火煮飯。

日軍占據(jù)九龍以后，每天都有軍官或士兵在民宅住戶進進出出。從他們的言談之間，也透露一些關(guān)于戰(zhàn)爭的消息。先父在《出九龍記》中有以下的記載：

湯斐予先生親耳聽見日本軍官說：“一年以內(nèi)日本還可以打勝仗，一年以后只有天知道了?！比毡拒娙藢τ趹?zhàn)局的持久，是悲觀的，而悲劇的來源就是“中國問題”。他們埋怨他們的當局不能解決“中國問題”。中國拖住他們，使他們失去全盤的把握。若鈴“隊長”在我們的住宅居住時，每天下午六七點時，召集各住戶的人聽他演講。他總是說：“論陸軍，日本第一，中國第二，其余不足一打?！敝袊膱詮娍箲?zhàn)，是他們的致命傷。他們厭倦了對華戰(zhàn)爭，他們拜服了中國軍隊和領(lǐng)袖。日軍打英國是“一鼓作氣”，打中國卻不止于“再而衰，三而竭”。他們的疲倦與失望，遠在衰竭以上。這是他們悲觀的來源，我們耳聞目見，沒有疑問。

日本侵略戰(zhàn)爭演變成為南進，是整個戰(zhàn)局的一個轉(zhuǎn)折點，而這轉(zhuǎn)折點的關(guān)鍵就是高陶揭露“汪日密約”這件事，它一方面使日本政府以誘降手段結(jié)束戰(zhàn)事的妄想破滅，另一方面更加強重慶國民政府堅持抗戰(zhàn)到底的決心。所以在日本飛機開始轟炸九龍的那天晚上，先父記道：“夜間港九一片漆黑，街上的人漸漸靜下來，我睡不著，心里想著港九陷落必不在遠，個人必死，國家必興?！边@“個人必死，國家必興”兩句話，一直都在我的腦子里盤旋。

“個人必死”是因為東京和南京都恨他入骨，必欲殺之而后快；“國家必興”就是他曉得這戰(zhàn)局的轉(zhuǎn)折點已經(jīng)來到，中國最后勝利為期不遠。

在大動亂的時代，常有俠義人士出現(xiàn)。本文里提到的萬墨林先生是也。可是我們所遇見的不止一位。從北平護送我家出險的李實先生、幫先父出九龍的胡敘五先生、帶領(lǐng)母親和孩子們逃難的高彤階先生，他們不為什么而冒險犯難幫助我們的俠義精神，是我們永志不忘的（尤其是高先生，他根本連朋友都算不上，因為當時我們是冒稱姓張的）。還有在廣州灣接應(yīng)母親和我們一群的范瑞甫先生，他一直護送我們到柳州，才告辭而去。

現(xiàn)在回想我們的父親，當年他在汪派那一批人之中，不也是一個俠義之士嗎？他從河內(nèi)到香港時，即派武仙卿往北平，考察北平淪陷之后的情況，特別訪問周作人（豈明）。武仙卿由北平回到香港，到九龍山林道報告他到北平考察和訪問的經(jīng)過。他到九道灣訪問那個苦茶齋主人周作人時，周對他說：“日本少壯軍人跋扈而狹隘善變。一個宇垣一成大將，被他們抬高到九天之上，又被他們壓到九地之下。他們對本國的軍事首長尚且如此，對于外國的政客如何，可想而知。”周作人托武仙卿帶給希圣的口信，是“干不得”。父親聽了這報告之后仍然冒險前往上海，只因為相信汪精衛(wèi)的和平言論可以救中國。但汪精衛(wèi)走入歧路，他去上海想予以挽回。在上海的重要會議中，發(fā)現(xiàn)日本人的所謂和平，實際上是要吞并中國。他勸汪派人士迷途知返，不要再錯下去，以至于自己身陷危機，隨時有殺身之禍。這樣的事情豈是普通人的行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