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8月，父親從香港只身去上海，我在九龍碼頭送他登船，發(fā)現(xiàn)他搭的是日本郵船“箱根丸”，回家向母親激烈抗議。他到上海后寫信回香港給琴熏姐也給我，說明他此行的目的，可惜給我的信竟未保存。不過我能很清楚地回憶，我們接信之后才了解他非常的作為之原由，并且也為他生命的危險而擔(dān)憂。

總之，這種義無反顧的特殊行為，唯有俠義道中人如蔣委員長者，才能充分理解，這也就是為什么日后蔣對高陶二人有不同處置的道理吧！

1998年7月18日于溫哥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