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20年代末期，中國思想界為討論中國革命的性質與前途，曾經就中國社會性質和社會史的發(fā)展，進行了持續(xù)數年的論爭。陶希圣是參與這場“中國社會史論戰(zhàn)”的一名要角，他的《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等著作為知識分子爭相購閱，以致一版再版，言論遠播海外。這個時期有所謂“陶希圣時代”之稱。1934年，陶希圣創(chuàng)辦《食貨》半月刊，主張應以史料的整理與分析為基礎，根據史實立論，重寫中國社會史。他所領導的中國社會與經濟史的研究，在中國學術史上，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

父親在1937年“七七事變”以前，是為文、辯論、教書和著書的學者。他早年研究中國法制史和中國社會史，在學術界成名?？箲?zhàn)軍興，出席廬山談話會之后，始逐漸參與政治活動。故1937年7月中旬以前的陶希圣，純粹是個讀書、寫書、教書的歷史學家。即使躍入政治漩渦，親身目睹、經歷和參與國家大事，甚至作出“翻江倒海”的驚人之舉，父親仍然保持手不釋卷，勤于治學的習慣，終其生仍然是個“百無一用”的書生。

綜觀父親的一生的學政經歷，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一、上海的中國社會史的論爭（1928-1931）；二、北大教授及《食貨》治史方法的提倡（1931-1937）；三、從“牯嶺茶話會”到委員長侍從室（1937-1948）；四、臺灣政治及《食貨》思想的繼續(xù)（1948-1988）。

1914年春，父親15歲，入北京大學預科為旁聽生。次年編入預科一年級。1918年預科結業(yè)，升入北大法科法律門一年級。1919年，因學生反對巴黎和會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移轉日本繼承而引發(fā)“五四運動”，參加學生示威游行。1922年夏北大畢業(yè)，受聘為安徽省立法政專科學校教員，教親屬法及繼承法，兩年后因學潮而離開安慶。

1924年7月，進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擔任法制經濟部編輯，公余投稿《學藝雜志》及《婦女雜志》。次年，上海發(fā)生“五卅慘案”，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王云五就詢法律意見，父親乃舉英國普通法例為答，認為英國軍警不經法定程序和時間而徑行開槍殺傷群眾，應以殺傷論罪。王云五研究這些資料后，投稿《大陸報》陳述意見。父親也同時在文學研究會出刊的《公理報》上提出法律見解。旋受聘上海學生聯合會為法律顧問委員會委員。

1926年，在上海大學教授法學通論，同時在《孤軍》雜志上談論社會及發(fā)表政治見解。又受邀主編《獨立評論》周刊（后臺是傾向鼓吹“國家主義”的獨立青年黨），為文標榜三個自決，即“民族自決”、“國民自決”和“勞工自決”。由于民族自決是與國家主義有別的，勞工自決是與共產主義沖突的，國民黨認為這個理念與三民主義相契合而予以支持。他的社會政治關系自此日漸廣闊，以至“左至共產主義，右至國家主義”，但他自認他的社會政治思想走的是中間路線，即所謂“左亦不至共產主義，右亦不至國家主義”。

父親在《獨立評論》周刊上陸續(xù)發(fā)表分析中國社會組織及演變的短文，指出中國自封建制度崩潰以后，社會的構造并未改變，仍然是士大夫階級與農民兩大階層。他認為中國社會不是封建社會，而是殘存著封建勢力的商業(yè)資本社會，存在著的封建勢力便是中國資本主義不能作進一步發(fā)展的桎梏，也便是中國農民痛苦的源泉。近百年來在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下，工藝革命未能完成，而農業(yè)工業(yè)轉趨衰落，這就是中國社會的型態(tài)，亦為中國革命的起因。這種論調與馬克思唯物史觀論者之認為中國社會乃封建社會或半封建半資本主義社會相抵觸，他們主張農民革命推翻地主階級，要在民主革命中爭取“非資本主義的前途”。父親針對這些見解和主張，以及論戰(zhàn)中為了支持唯物史觀理論而犧牲歷史材料的普遍風氣提出了批評。一時之間，這場辯論形成了思想界有力的潮流。這是所謂“中國社會史論戰(zhàn)”的濫觴。

1927年1月，《親屬法大綱》完稿。2月，父親應聘為中央軍事學校（校長蔣中正、政治部主任周佛海）武漢分校政治教官，武漢大學也聘請他教授法律，在這兩間文武最高學府中，受到學生的尊敬。是年4月，汪精衛(wèi)自海外回國，與陳獨秀聯名發(fā)表宣言，呼吁國共兩黨“相互尊敬、開誠合作”，隨即來到武漢，主持國民政府與左派中央黨部，中央軍事學校武漢分校改名為中央軍事政治學校。五月，軍校奉命與“農民運動講習所”合組為“中央獨立師”（師長侯連瀛），父親任該師軍法處長兼特務組長。他在武漢目睹了工農運動的高漲，意識到共產黨發(fā)動的農民對地主的階級斗爭，對于農村社會經濟的破壞性。試想，地主被打倒了，地主在城里開的商店立即失去信用，無法周轉資金買賣農民所需的耕種用品，也無法收購農民的生產品，其后果為何？受害的還是農民。他曾以軍法處長的身份與左派激進分子周旋，阻擋共產黨開群眾大會企圖槍斃地主。結果，中共向武漢政府抗議父親反動，調回武漢。